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惩治犯罪研究-基于23部法律规范、政策文件的实证考察.docx

? ?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惩治犯罪研究* 基于23部法律规范、政策文件的实证考察 ? ? 姚 明 (铜陵学院 法学院，安徽 铜陵 244061) 抗日根据地肩负着与日本侵略者展开军事斗争，争取和团结国民党进步力量，组织根据地生产建设等多重任务，因此必须有力惩治各类刑事犯罪，维护社会治安，以生成一个稳定、和谐的内部环境。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作为我党在抗战时期建立的十九个根据地之一，其关于惩治犯罪的立法、政策出台时间较早，也较为完善，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笔者拟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为研究对象，通过实证考察分析其颁布实施的23部涉及惩治犯罪的法律规范、政策文件，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惩治犯罪的历史剖析探讨之。 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惩治犯罪立法、政策实证考察 2020年6月笔者通过梳理考察发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共计出台了23部涉及惩治犯罪的立法、政策，见表1。 表1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惩治犯罪立法、政策简表 通过对上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颁布实施的23部惩治犯罪的立法、政策梳理分析发现，其呈现以下特征： (一)以渎职类、涉毒类犯罪以及汉奸卖国犯罪作为惩治重点 通过考察发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颁布的23部惩治犯罪的立法、政策“聚焦性”特征极其明显，主要集中在渎职类、涉毒类犯罪和制裁汉奸卖国三个方面。在刑事侦查立法、政策方面，《晋察冀边区公安局暂行条例》第四条关于公安局的工作任务和职责的五项内容中，就有“一、侦查、破获通谋敌人破坏边区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交通设施，危害边区党政军民机关团体工作人员及人民的敌探汉奸……四、揭破敌伪阴谋，教育广大民众开展锄奸运动；五、办理汉奸自首”[1] 556，其中3项内容直接针对汉奸卖国犯罪。在刑事制裁方面，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自行颁布的10部立法、政策中就有《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修正处理汉奸财产办法》《晋察冀边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晋察冀边区稽征人员舞弊惩处暂行条例》和《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关于严禁播种罂粟的命令》等8部围绕渎职、毒品和汉奸的犯罪问题，占比高达80%。 (二)自行颁布立法、政策与国民政府颁布的法律文件混同使用 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播发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随后蒋介石发表谈话，承认了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这标志和宣告了国共两党为抗击日寇、抵御外辱第二次合作的形成，自此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公开的合法地位。这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政权而言，形成了既享有极大的独立自主性，又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国民党政权领导的政治局面，直接导致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政府在惩治犯罪时不仅能够独立自主地制定适用于根据地的《晋察冀边区破坏坚壁财物惩治办法》《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关于严厉禁止粮食资敌规定六项紧急措施的命令》等立法、政策，亦可通过“转发适用”国民党政府颁布的《禁毒治罪暂行条例》《惩治盗匪暂行办法》《禁烟治罪暂行条例》和《修正惩治汉奸条例》等4部立法来制裁犯罪，事实上形成了二者混同使用的独特局面。 (三)将刑事犯罪区分为特种刑事犯和普通刑事犯这两种类型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基于根据地惩治犯罪的实际需要，将刑事犯罪区分为特种刑事犯和普通刑事犯两种类型。按照1943年2月4日实施的《晋察冀边区关于逮捕搜索侦查处理刑事、特种刑事犯之决定》第二条的规定，“犯国民政府修正惩治汉奸条例之罪者；犯国民政府惩治盗匪暂行办法之罪者；犯国民政府禁毒治罪暂行条例之罪者；犯晋察冀边区惩治贪污条例之罪者；犯晋察冀边区破坏坚壁财物惩治办法之罪者”[1]551等五种类型属于特种刑事犯，同时依据该《决定》第一条等相关条款之规定，其余类刑事犯罪除《中华民国刑法》及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相关立法、政策的特殊规定外，均为普通刑事犯。同时，对于该两类犯罪的侦查、审判工作，相关立法亦做出了权力安排和划分，如《晋察冀边区公安局暂行条例》第五条规定，“公安局依据法定手续，对于确有证据的特种刑事犯，有逮捕权，对于扰乱社会治安，破坏边区的非法分子，有检举拘留权……特种刑事犯涉及武装部队人员时，公安局不得直接逮捕，应通知部队的主管机关处理之”[1]555；《晋察冀边区关于逮捕搜索侦查处理刑事、特种刑事犯之决定》第十八条、第十九条规定，“普通刑事案件之审判，由司法机关为之；特种刑事案件之审判，由军法机关为之”[1]551，同时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政府为将特种刑事犯与普通刑事犯的审理加以程序上的区别，还于1944年4月15日专门出台了《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关于特种刑事案件审理程序之规定》。 二、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惩治犯罪的合理进步之处 (一)科学区分既遂犯与未遂犯等犯罪形态 依照犯罪情节、犯罪阶段等因素，划分不同的犯罪形态，是科学施以刑罚的基础，是罚当其罪等现代刑法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惩治犯罪的立法、政策考察发现，其较为科学地对不同犯罪形态进行划分，相关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