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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大儒李二曲惩戒论析 李二库（1627-1705），又名“二曲先生”，是清初著名的学者和思想家。他与孙启凤、黄宗羲一起被称为清初的三大儒，在儒家思想的大转折点上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第35页)同历代儒者一样,李二曲也以成就圣贤人格作为自己的为学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探究一条切实可行的成圣路径,自然就成了问题的要害之所在。他在早期治学过程中所提出的“悔过自新”说,就明确指出了一条成圣路径。在他看来,“悔过自新”乃是“千圣进修之要诀”(第4页)。 一、 从“悔过自新”看儒学成就 儒学自孔子创立开始,便具有了“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的强烈的淑世情怀。李二曲作为清初大儒,其“悔过自新”说的提出,就是对治时代病痛的产物。 众所周知,在经历了明清易代的时代剧变之后,知识分子痛定思痛,开始了对宋明理学乃至整个传统学术的深刻反省。他们亲眼目睹了自己所日日从事的正心诚意之辩、内圣外王之学并没有能够挽救国家沉沦之祸,于是就很容易将国家灭亡、中原陆沉的民族惨祸归罪于理学的空谈心性。在这种情形之下,反理学的声音高涨,经世致用思潮兴起。二曲生处这样一个时代,他与同时代的其他儒者一样,也主张经世致用,但在对造成当时社会问题的根源是什么以及如何发扬儒学真精神以更好地经世致用等问题上,他更多体现出一个理学家的立场。在他看来,人心道德的沉沦衰微,才是国家灭亡、社会腐败的根本原因。他说: 若夫今日吾人通病,在于昧义命,鲜羞恶,而礼义廉耻之大闲,多荡而不可问。苟有真正大君子深心世道、志切拯救者,所宜力扶义命,力振廉耻,使义命明而廉耻兴,则大闲藉以不逾,纲常赖以不毁,乃所以救世而济时也。当务之急,莫切于此。(第76页) 从上引可以看出,二曲认为国家颠覆这种民族惨祸是由社会之恶、人心之“过”造成的,其根源在于人心的陷溺。在他看来,要想真正发挥儒家学说经世致用之功,依旧离不开心性修养工夫的内在支撑。故而他认为救世济时的当务之急,莫切于“力扶义命,力振廉耻”,只有从提撕人心、豁醒人的道德意识上下工夫,才能救治当时的社会弊病,使无序的纲常伦理重新有序化。二曲也看到,宋明理学在经历了六百余年的发展流变之后,已经是病痛百出,官学化的程朱理学埋没于世俗功利、训诂辞章之中,王学末流则不是高谈良知、脱落工夫,就是流于自然、疏脱礼法,故确实都已经不能很好地对治时代的问题。于是他提出了对治当时社会之病、人心之过的“悔过自新”说,来拯救人心、推挽世风。 因此,“悔过自新”说并非仅仅作为一己的修身之方,更重要的是对治时代之病的良药。正如其友人樊嶷所撰的《悔过自新说序》中所说:“余知李子者,必不以一己之过为‘过’,一己之新为‘新’。悔过自新之时义大矣哉。”(第1页) “悔过自新之时义大矣哉”一语,体现了二曲之学对时代之问题、社会之病痛、人心之过失的强烈关注,这其中也透显出了悔过自新说不同于以前诸儒的最大的特点:以前儒家一般将成德的着眼点放到人性的本然之善上,而二曲却开始强调人生之“过”这种人生之负面因素对人成德的影响,并认为这才符合儒学的基本精神。他站在整个学术发展史和社会发展史的高度上,认为各个时期儒学的不同形态都是对治不同时代问题的良药:“先觉倡道,皆随时补救,正如人之患病,受症不同,故投药亦异。”(第76页)所以儒者在每个时代皆是因病发药,都是为了对治时代之“病”、人心之“过”。所谓:“孔、颜、思、孟,及宋之濂、洛、关、闽,明之河、会、姚、泾,俱是医人的名医;《五经》、《四书》及诸儒语录,俱是医人的良方。”(第28页) 本着这种因病发药的意识,二曲首先对整个理学史上的各家思想进行了一种全面的考察和理性的择取。在《悔过自新说》一文中,他列举了包括理学与心学两派的各家的宗旨,比如朱熹的“主敬穷理”说,陆九渊的“立乎其大”说,杨简的“心之精神为圣”说,陈白沙的“自然”说,王阳明的“致良知”说,薛的“复性”说,乃至湛甘泉的“随处体认天理”说,罗近溪的“明德”说等,认为虽然各家宗旨不同,要之总不出“悔过自新”四字。故他指出,这些学说“总是开人以悔过自新的门路”。在他看来,“悔过自新”四字,足以涵括整部理学史的核心内容,是贯通诸儒倡道救世之学的要义所在。但是由于他们都没有直接揭出此四字,所以不能直捷简易地对治当下的人心陷溺之问题。故二曲称:“愚谓不若直提‘悔过自新’四字为说,庶当下便有依据,所谓‘心不妄用,功不杂施,丹府一粒,点铁成金也’。”(第3页)在他看来,“悔过自新”说具有“点铁成金”之功效,更能切中人心过失。这样,“悔过自新”便成为一个从程朱、陆王两派中提炼出的更直捷简易的入德成圣的工夫路径。 二曲为提出“悔过自新”说,不仅对宋明理学思想进行了综合与改造,而且还怀着“求真是真非之所在”(第200页)以回归孔孟真精神的理想,从经典中挖掘资源,寻找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