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港计划争议与批判.docxVIP

数码港计划争议与批判 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严重打击之后，香港特区政府于1998年提出了发展创新战略，其目标是“让香港成为21世纪的创新和科技中心”。以此为导向,1999年3月香港政府正式推出旨在创造信息技术服务企业战略集群的“数码港”计划,一度被视为承载着提升本地RD水平以实现由劳动密集型经济体系向知识密集型经济体系转变的重任。但时至今日,香港政府的创新科技战略收效有限,创新科技产业对香港GDP的贡献远没有达到人们的预期,“数码港、科学园、医药港等这些香港科技政策的产物,部分已名存实亡,甚至胎死腹中,多年来颇受诟病”。本文基于创新研究的三螺旋模型,试图从大学—政府—产业共生关系的视角对新加坡科学园项目与香港数码港计划进行比较研究,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1 种行动者间的边界不断扩大,构建了三螺旋结构 费尔德曼的研究显示,创新活动具有在那种产业界研发活动、大学研发活动和熟练劳动力富集的区域集聚成群的空间倾向性,从而从经验上论证了大学、产业和政府三种行动者相互作用所形成的混生组织空间存在的合理性。作为创新研究的新范式,三螺旋模型被埃茨科瓦茨和雷德斯道夫引入来分析当代知识生产方式发生重大变革的语境下,大学—产业—政府间共生关系的动力学机制,特别是三种行动者在相互作用中所形成的功能交叠的“混生组织”,并努力证实在创新系统的核心所浮现的制度性力量的新结构。三螺旋模型表明,在公共与私立的组织、科学和技术范畴、大学和产业领域之间的边界并不是预期稳定不变的,而正发生着“无尽的转型”:研究型大学除所赋予教育和科研的传统功能之外,目前正担负起将其研究成果产业化的责任,从而具有企业化的特征;政府不仅仅是创新条件的提供者和创新环境的创造者,更成为在大学和生产性部门关系中干预主义的行动者;企业则通过技术许可或合作研发等方式从大学及公共和私人的研究机构中获取知识与技术,并通过“从干中学”和“从用中学”形成知识生产、传播和使用的完整链环,使自己不再仅仅作为知识的使用者和传播者,而成为知识生产网络的重要节点。这样,大学—产业—政府三个制度性区域共生关系的交叠及边界的突破构建了知识生产的三螺旋结构,三种行动者间高度的同步性是其机制有效运作的必要条件;在这个以沟通和演化为核心的三螺旋结构中,其界面上出现混生组织,三种行动者相互扮演对方的角色。 目前大多数国家正通过不同的方式来努力构建各种形式的三螺旋,如研究型大学发展自己的衍生企业,不同技术领域或层面运作的企业构建战略联盟,政府实验室、大学的研究中心以及企业进行RD合作研究等。更为显著的是,大学—产业—政府三种行动者在推动知识生产、扩散与产业化以促进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混生组织,如科学园,则充分体现三螺旋结构中角色互换与动态演化的重要作用。随着硅谷的巨大成功,科学园项目已成为世界各国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和促进高技术产业集聚的政策工具。但纵观众多的“拷贝硅谷”现象,不同国家或地区科学园的创建与发展状况各异,科学园在提升RD水平及区域经济发展所扮演的角色上迥然不同。作为城邦经济体,新加坡与香港在自然地理环境、政治经济制度以及产业演化路径等方面均存在着极大的相似性,正是这些相似性构筑了新加坡科学园项目与香港数码港计划可类比性的重要基础。 2 新加坡科学公园与香港数码港之间的起源和绩效比较 2.1 香港产业空洞化与经济泡样品化 同为小型开放的经济体系,囿于外部环境的变迁与内部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压力,新加坡科学园与香港数码港的缘起具有类似的政治经济语境。受地理环境的局限,新加坡自然资源严重匮乏,这使得吸引跨国公司来本地投资并通过提供低廉的人力资本和土地资源,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成为20世纪60年代新加坡独立后最为紧迫的任务。60年代至80年代初,在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战略的引导下,新加坡迅速跻身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体行列,经济成就令世人瞩目,与此同时其营商成本也大幅上升,随着中国大陆和东南亚其他国家的对外开放与崛起,新加坡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比较优势逐渐丧失,产业结构转型的压力接踵而至。20世纪80年代初,新加坡发动旨在开发新技术的“第二次产业革命”来转变其发展战略,努力由劳动密集型产业朝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产业转型,以提升其经济竞争力,新加坡科学园项目也就在这种情境中应运而生。 由于自然禀赋与政治经济环境的高度相似性,20世纪80年代以前,香港的发展遵循着一条与新加坡具有相同特征的产业演化路径。80年代初,与新加坡转变经济发展战略以缓解其产业结构转型压力相背离的是,香港借助于背靠中国大陆的地缘优势,抓住大陆改革开放的重要机遇,将其制造业部门迁往珠三角地区延续着劳动密集型经济增长,本土则专注于服务业的发展与提升,从而暂时缓解了香港本地工资和地价的高成本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压力。然而经过多年过热发展,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