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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所载《诗》考论 春秋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大变化和动荡的时代，它不仅培养了混乱英雄，而且培养了多样而沉重的文化。童书业先生在《春秋左传考证》中提到:“秦地的人好稼穑, 务本业;又以气力为上, 以射猎为先。河内殷墟一带的人性质刚强, 多豪杰;喜相侵夺, 薄于恩礼。晋地的人深思俭陋。……卫地的人性质刚武, 风俗淫乱。”不同文化地域的国家, 礼俗风尚也各具特色。然而, 重《诗》确是当时社会一个普遍的文化要求。愈是“礼崩乐坏”, 就愈是对《诗》学修养有所要求。孔子甚至主张把《诗》用到语言中去, 用《诗》去实施典礼、讽刺和赋诗等, 用诗去实现“使于四方”等政治目的。作为记录那一时期各国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著作, 《左传》与《诗》渊源颇深。《左传》时人讲求“君子之言, 信而有征。”所以, 多引诗《书》《易》以说理。因《诗》为韵语, 易于记诵, 而且音节铿锵, 辞藻凝练, 更具文饰的作用, 所以用诗最多。顾颉刚先生的《〈诗经〉在春秋战国间的地位》通过对先秦时期用诗情况的深入考辨, 认为先秦用诗大致有典礼、讽谏、赋诗、言语等四种情况。这些用诗又具体可分为赋诗、歌诗、诵诗、评诗、引诗等方面。而这其中的引诗、赋诗、诵诗、歌诗都有所差别, 尤其是赋诗、诵诗、歌诗, 它们的行为主体、用诗形式、原则和功能上划分是比较严格的。 劳孝舆《春秋诗话》曰:“引诗者, 引诗之说以证其事也。事, 主也;诗, 宾也。然如断狱焉, 诗则爰书也, 引之断之, 而后事之是非曲直, 锱铢不爽其衡。”可见, 《左传》引诗重在阐其理、证其事、断褒贬、评是非, 增强语言的说服力和可信度。众所周知, “君子曰”“君子谓”“君子是以知”“君子以为”的发论形式, 是《左传》标志性的特色。《左传》称引“君子曰”共一百二十二条, 其中以“君子曰”引诗者, 五十二条, 或褒贬, 或补遗, 或载道。如《左传·桓公十二年》曰: 十二年夏, 盟于曲池, 平杞、莒也。公欲平宋、郑。秋, 公及宋公盟于句渎之丘。宋成未可知也, 故又会于虚。冬, 又会于龟。宋公辞平, 故与郑伯盟于武父。遂帅师而伐宋, 战焉, 宋无信也。君子曰:“苟信不继, 盟无益也。《诗》云:‘君子屡盟, 乱是用长。’无信也。” 隐公四年, 莒人伐杞, 因此两国不和。桓公和杞侯莒子盟于曲池, 是为了调节杞、莒的关系。之前, 宋向郑求赂太多, 郑国受不了, 引发不和。桓公想调节两国关系, 与宋公盟于毂丘。因为不知道宋国是否真的想讲和, 又有虚、龟之会。然而, 宋公贪鄙, 三会盟都不肯讲和, 所以, 鲁、郑联合伐宋, 正因为宋国不讲信用。作者遂引《诗经·小雅·巧言》“君子屡盟, 乱是用长。”佐证“如果不讲信用, 即使多次会盟也没有什么好处”, 批判宋公的背信, 强调信用在外交中的重要性。《左传·僖公十二年》, 君子引《诗经·大雅·旱麓》:“恺悌君子, 神所劳矣”, 阐明和乐平易的君子, 神灵必定会保佑他的道理, 歌颂了管仲的谦德礼仪。《左传·僖公二十年》君子引《诗经·召南·行路》:“岂不夙夜, 谓行多露。”喻行事需量力而行, 暗指随国想叛楚, 是不明智的行为。 此外, 除君子引诗外, 《左传》中还有时人引诗与孔子、仲尼引诗。其中, 冠以孔子、仲尼之名引诗的情况并不多, 只有七条。它与君子引诗一样, 都是以《诗》之名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予以一定的评价。如《左传·昭公十三年》曰: 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通于夏姬, 皆衷其礻日服以戏于朝。泄冶谏曰:“公卿宣淫, 民无效焉, 且闻不令, 君其纳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 二子请杀之, 公弗禁, 遂杀泄冶。孔子曰:“《诗》云:‘民之多辟, 无自立辟。’其泄冶之谓乎。”楚子为厉之役故, 伐郑。晋缺救郑, 郑伯败楚师于柳棼。国人皆喜, 唯子良忧曰:“是国之灾也, 吾死无日矣。” 陈灵公荒淫无耻, 与陈大夫御叔之妻夏姬私通, 还把夏姬的贴身衣服穿在自己身上。泄冶进谏, 陈灵公表面上表示愿意改过, 实则怀恨在心, 指使其他两个与夏姬私通的孔宁、仪行父杀掉了泄冶。这里以孔子引《诗经·大雅·板》“民之多辟, 无自立辟。”说明百姓多行邪恶, 就不要再去自立法度了。孔子认为泄冶因强谏而死, 是不知明哲保身, 这里作者借孔子引诗, 同时也表明了作者的态度。《左传·昭公十三年》以“仲尼谓”引《诗经·小雅·南山有台》:“乐只君子, 邦家之基。”肯定子产对国家的作用, 认为君子所以乐, 因其能成为国家的基石。 《左传》中时人引诗的条目就比较多了, 多出现于各国君臣外交或是大臣劝谏的场合中, 以证明自己的观点, 功能上与我们今日论证中的“引经据典”相似。如《左传·文公十一年》: 或谓子舟曰:“国君不可戮也。”子舟曰:“当官而行, 何强之有?”《诗》曰:“刚亦不吐, 柔亦不茹。”毋诡随, 以谨罔极。“是亦非辟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