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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与研究 编辑想谈谈我自己的学术经验和对学术的一些看法。我自揣见识浅陋,教人乏术,惟恐以昏昏诲昭昭,反而贻笑大方。但我毕竟是位教师,自二十三、四岁以前开始写书和发表论文以来,几十年间总归论文说史地写过一些东西;平时也每每与好学的青年谈过治学的甘苦,或为他们出出主意。既如此,却也不妨试着拣些陈言说说。 我以为,从事文史研究,简而言之,可以归纳为十二个字:重资料、尚实据、勤思考、贵创新。 古典文学研究是建立在深厚、扎实的古代文史资料基础上的;不广泛阅读、大量占有资料,任何研究都无从进行,都会是空中楼阁。古典文学研究讲究“功底”,这个“功底”首先是资料的积累。要确定一个选题,确定研究方向和范围,事先必须要了解相关的材料,而方向、范围一经选定,则更要有目的、有选择地去搜集和阅读这方面的资料。例如要研究一个作家,那就要读他的原著,读史书上对他的记载,读他的年谱等等,还要尽可能多地了解前人对他的评论,今人对他的研究。因为,做研究工作恰如赛场上的接力跑,别人的终点将是自己的起跑线。研究工作就是要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发展新的认识。不过,阅读和占有资料固然重要,但这只是前提而不是目的,其目的是要在细心地阅读资料、掌握资料的过程中,发现既有学术价值、又适应自己兴趣和目前能力的问题;否则所接触的材料只是一堆现象,没有很好地发现问题,不是跟着别人跑,就是深感毫无新意而为之傍徨。因此阅读和占有资料的过程,同时也应是发现问题的过程。譬如研究一位诗人,通过读他的集子,读关于他的有关资料,了解前人对他的研究情况,不仅会发现有些问题是前人已经研究过的,而且也会发现某些自己认为值得研究而别人尚未涉及的方面;同时还会发现有些问题别人虽然研究过,但与自己的体会不一样,或者别人的见解与自己所掌握的材料有冲突,或者自己所掌握的材料正好可以做前人某一点的补充,等等。随时把这些记下来,往往就是适合于自己进行研究的课题。这样确定下来的课题,比先主观地为自己选个题目,然后硬着头皮做下去,会自然得多,也容易得多,写起来也不会泛泛而论和一般化。当然,问题一经确定下来,就要围绕着自己所要研究的方向再去搜集资料、充实资料和分析资料,并在此过程中进一步发现自己的某些亟待加强的薄弱之处,然后再积累,再深化,再加强。古典文学研究忌发空论,要在丰富的第一手材料基础上考订、论证、阐发,这是人所共知的,但生也有涯,学也无涯,一个人不可能平时都有深厚的积累,根据需要,围绕着研究课题,进行再学习,进行补课,恐怕是任何一位专家也都在所难免的。 前面说过,读书和资料积累虽十分重要,但还不是目的。要从大量资料中,在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提出某些新的见解,这就需要思考。一个论点的提出和论证往往都要有一个苦思的过程。文学创作很艰苦,古代诗人就有“吟安一个字,捻断数根须”、“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的切身体验,而做研究工作也是艰苦备尝的。为了思索一个问题,搞得废寝忘食,弄到寝不安席、食不甘味的境地也是常事。搞科研是要做出相当大“牺牲”的,夙兴夜寐,无节假日,恒兀兀以穷年,几乎抛却了常人的许多娱乐,不这样就进入不了“角色”。在读书和思考当中,往往会有类似创作时的“灵感”闪光出现,但那一般是在苦苦思索、完全进入了“角色”之后。我自己平时的习惯是,一边读书一边思索,一般读得较慢,思得较细,忽然间产生一些认识、体会,就急忙将这些“顿悟”记下来,哪怕就在书页上写下几个字。因为据我的经验,倘不及时记下,就会稍纵即逝,日后再回想就困难了,甚至再也不可求得。另外我觉得,对古代文学的研究思考,要读得透,思得深,还须有深厚的文艺理论修养。许多中外著名的文艺论著,常常能使我们思路开阔,思考问题更有深度,并便于取得某些规律性的认识。我十分欣赏富兰克林的一句话:“读书是易事,思索是难事,但两者缺一,便全无用处。” 与此相联系的,便是“创新”问题。研究工作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是一种从已知探索未知,开拓新领域,发展新知识,获取新认识的活动。研究的课题无论大小,都贵在创新,要力求做到有新突破,有所发展,至少要做到有某些新的发挥。因袭旧说,人云亦云,这不能算是研究工作。唐人刘知己在《史通》中提出一个史学家应具备“史才”、“史学”、“史识”三个方面的长处,而以“史识”最为重要。所谓“史识”,也就是说要有见解,要有真知灼见。我们不能要求每个研究者都能在研究中提出什么了不起的高见,特别是对于初学做研究工作的同志,更不能要求一下子有什么一鸣惊人的创新。但既然是做研究工作,就必须意识到研究工作贵在创新。即使是分析一篇古代的小作品,也总要写出一点前人没有注意到或没有感受到的方面,令人读来能有所启发才是。当然,如前所述,创新需要真才实学的根底,也需要勤于思考。尤其是“勤思”和“善思”是很重要的。孔子云:“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韩愈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