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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历史小说虚实观的理论论争 历史小说是中国古代小说的重要风格之一。由于题材的特殊性,虚实问题成为其最基本也最受关注的问题。所谓“历史小说文体的虚实问题,是从它与史书载录的关系推衍出来的。人们多将史书上有记载的称做‘实’,而把缺乏史书依据的称做‘虚’。”P15历史小说(本文主要指历史演义小说)究竟是以“羽翼信史”为贵?还是以“虚实相生”为宜?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争论不休。本文试从理论论争角度对古代历史小说的虚实观略作探讨。 《三国志通俗演义》是我国第一部长篇历史小说。伴随着它的问世,关于历史小说创作的虚实之争也开始了。之后随着大量历史小说的产生,理论界逐渐形成三大倾向,即传信尚实倾向、传奇贵幻倾向和虚实相生倾向。这里笔者之所以用“倾向”来概括,是因为尚“实”与尚“虚”只是相对倾向那边更重一点,而不是有绝对的界线。 1 历史小说的历史审美特质 该类学者认为信实是历史小说最重要的特征。主要代表有蒋大器、张尚德、余邵鱼、余象斗、可观道人、蔡元放、许宝善等人。 明人庸愚子(蒋大器)在《三国志通俗演义序》中云该书“以平阳陈寿《传》,考诸国史”,“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P887。休髯子(张尚德)在《三国志通俗演义引》里更是直接提出了“羽翼信史而不违”的见解P888。之后余邵鱼言《列国志》“记事一据实录。凡英君良将,七雄五霸,平生履历,莫不谨按五经并《左传》、《十七史纲目》、《通鉴》、《战国策》、《吴越春秋》等书,而逐类分纪”(《题全像列国志传引》P861。余象斗亦夸《列国志》“是诚诸史之司南”(《题列国序》)P862。可观道人说《新列国志》“本诸《左》、《史》,旁及诸书,考核甚详,搜罗极富,虽敷演不无增添,形容不无润色,而大要不敢尽违其实”(《新列国志序》)P865。清代毛宗岗评点《三国志演义》时,亦称凡后人捏造之事,尽皆删去。蔡元放在《订正东周列国志善本读法》中亦反复阐明《列国志》“有一件说一件,有一句说一句,连记事也记不了,哪里还有功夫去添造。故读《列国志》全要把作正史看,莫作小说一例看了”P415。晚清吴趼人直接把历史小说视为历史教科书之辅助材料。他在《两晋演义序》中说:“吾请继《三国演义》以为《两晋演义》……以《通鉴》为线,以《晋书》、《十六国春秋》为材料,一归于正,而沃以意味,使从此得一良小说焉。谓为小学历史教科书之臂助焉,可;谓为失学者补习历史之南针焉,亦无不可。”[P942-943 很明显,有史为据,按鉴演义,是该类理论家称道的法则,他们非常重视历史小说的历史性,强调其传播史实的认知功能。正因如此,一些学者提出了批评,认为这类理论家混淆了历史小说和历史著作的区别,抹杀了历史小说的审美特质。对于这种批评,笔者认为有必要澄清: 第一,倾向于“传信尚实”,并不意味着理论家们就绝对反对虚构,更不意味着反对历史小说对艺术美的追求。 诚然,文学史上确有一些学者公然批评历史小说进行虚构。如明代著名小说评论家胡应麟就反对历史小说创作中情节不实、鄙诞不根的现象,他在《少室山房笔丛》中批评《三国志演义》中“关公秉烛达旦”于史无据。李慈铭《荀学斋日记》宣言:“余素恶《三国志演义》,以其事多近似而乱真也。”P730章学诚在《丙辰札记》中也说:“唯《三国演义》则七分实事,三分虚构,以致观者往往为所惑乱。”P235从这些言论看,古代确有部分学者反对虚构,混淆了历史小说与历史著作的区别。 但从历史小说的创作者和序跋者来看,他们虽也大力强调历史小说的历史性,但大多数人并不绝对反对虚构。相反,他们在不经意间也会提到虚构,表现出认可甚至肯定的态度。如蒋大器说《三国志通俗演义》“庶几乎史”;但他又说“其间一二过与不及,俯而就之,欲观者有所进益焉”P887。对其中某些与史实不尽相符,或增益、或减损的描摹叙述,表示了宽容与肯定。余象斗赞许《列国志》“是诚诸史之司南”;但针对社会上指责历史演义不实虚妄的看法时,他又提出了“世无信史”说法,说十七史之作,“其序事也,或出幻渺;其意义也,或至幽晦”P862。这种看似有点矛盾的说法,实质传达出一个信息:史为人为之作,虚构就有存在的必然性;那么历史小说有虚妄之处,也是无可厚非的了。可观道人说的“敷演不无增添,形容不无润色”P865,也是赞成一定程度的虚饰。由此可见,他们强调历史小说的历史性,但并不就反对艺术虚构。只是相对而言,他们强调更多的是“实”而已。用可观道人的话说比较贴切,即“大要”尽实,而其间又不无“增添”、“润色”。故笔者认为他们没有混淆历史小说和历史著作的区别,只是具有“传信尚实”倾向。一些学者直接称他们是“正史”()派或“羽翼信史”)派,并批评他们混淆了历史与小说的区别,笔者认为这是很值得商榷的。 他们亦不反对历史小说对艺术美的追求,更没抹杀历史小说的审美特质。相反,他们赞同“大要”符合历史真实前提下的种种润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