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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的一些问题 [边缘]2006年9月，我应尼尼本内特的邀请参加牛普拉斯媒体与文化研究会议。临行之前, 我给斯图亚特·霍尔发去邮件, 希望借此机会与他能有一见。因为想在中国出版霍尔的个人文集等事, 我已经与他有过许多次互联网上的通信, 相谈甚洽, 所以他在得知了我的这一消息后, 即刻就回信告知:可以在伦敦一晤! 与霍尔的见面, 原来只是想做一些漫谈式的交流, 并非将之看作很正规的学术访谈。当然我也会带着自己研究中的一些问题去, 于是, 很自然地, 漫谈也就逐渐地演化为学术上的探讨, 其中更多地是霍尔对我提出的各种问题的解答, 这些问题涉及到当年CCCS中心的一些关键性的理论主张, 也延伸到霍尔教授目前对文化研究所做的一些思考。回京之后, 有赖于张道建君的热心, 将其中有学术含量的内容从当时的录音中抽出, 整理为目前这个版本, 而霍尔的原话, 则未做任何改动, 以便能够充分地保证现场的真实性。考虑到读者阅览与理解方便, 我在最后还是做了一点极为简易的处理, 即将访谈从中间断开, 分为目前可以见到的这两大部分。特此记铭。 一、 英国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思想体系 黄卓越:目前中国学术界对文化研究的兴趣正在日益增长, 但由于中国的研究是后继性的, 因此需要对文化研究的早期资源尤其是英国文化研究的资源、它们的资源逻辑等有一系统的掌握, 以便在一定程度上能与国际、尤其是英国方面的话语接轨。我现在所带的课题研究小组, 最近正在从事这一方面的工作。在这个领域中有许多问题, 有些是摆在明面上的, 有些是在公开的资料中难以发现的, 对于中国的研究者们来说, 还不是很清楚, 需要趁这次来英国的机会, 向您做一些请教, 因此我的访谈就从这方面入手, 我希望我们的交谈能成为对过去的一次温馨记忆。此后, 我还会向您请教一些与当前文化研究有关的问题。 其中, 目前我们比较关心的一点是英国文化研究或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后期的界定问题, 这实际上也涉及到一个分期问题。霍尔教授的文章《两个范式》讲的是前两个分期 (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 , 第三个分期我们理解为是“葛兰西”转向, 葛兰西转向之后, 也就是您编著《新时代》之后, 英国文化研究步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从那时到现在已经过去了16年之久, 这期间还可以有新的分期吗, 在这一大的时期中, 英国文化研究的主要思想特点是什么? 霍尔:应该说并没有什么严格的分期, 只是各种影响相互交织。我认为, 在葛兰西之后, 英国文化研究出现的最重要的变化, 先是受到福柯思想的影响;其次是女性主义的影响, 文化研究对之有大量的引入;然后还有后结构主义, 比如德里达等的思想, 也有一定影响。这些人大多都是以结构主义为基础, 后来又转向后结构主义。这包括一些我不太了解的人物, 而年轻一些的文化研究学者对他们的阅读比较多, 比如德勒兹, 现在一些文化研究学者对他比较感兴趣。但我认为, 在此之后影响最大的还是后殖民主义, 比如萨义德。80年代以后, 所有的后殖民主义研究, 都成了文化研究最重要的走向, 我们可以理解这是由于全球化对文化研究的影响所造成的, 它使文化研究也成了全球性的一种运动。由于文化研究对后殖民主义的输入, 使现在许多人对世界的文化权力非常感兴趣, 许多过去做文化研究的人现在转向了后殖民研究。 黄卓越:在对早期英国文化的研究中, 有许多的概念至关重要, 它们组成了英国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思想谱系。在这里, 我想请教几个这方面的概念, 以便能带回去做更深入的消化。第一个概念是CCCS中心前期提出的agency, 这个词因为在原意上有几重意思, 所以也有学者在翻译成中文时, 没有能把握准确, 这在不久前我们于北京召开的一次关于“英国文化研究与中国”的座谈会上也有谈论。我想还是直接咨询您, 这个词在当时提出的时候主要包含哪些意思?针对当代社会, 这个概念还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吗? 霍尔:Agency 指的是活动 (activity) , 是主体 (subject) 所做的事情, 我们知道, 在agency 和结构 (structure ) 之间存在着一种张力。由于“结构”的限制, 人们不能为所欲为;但人们确实能够做些什么, agency指的就是人们能够做的事情。我认为这个概念现在已经不是太重要了, 但它在文化研究的初期是相当重要的。我们对马克思主义都有兴趣, 因为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方式, 能把文化和其他一些因素并置在一起考虑, 比如文化、经济、政治、社会及社会形式等。但是, 当时在这种流行的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下, 把一切权力都送给了“结构”, 而没有给“agency”留下任何有主动性的空间。在结构主义者那里, 各种实践, 比如群体、个人、阶级的活动, 所有这些都被结构所限制, 所以就有了“structure/agen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