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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的黑白,是心灵的白花突破现成话语 现代修辞学派提出，将交叉研究领域的专业方向发展到国外世界，这对理论和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的传统修辞学,并不像西方修辞学一样有那么长的历史,它是从西方引进的,在当代西方修辞学已经有了重大的发展以后,如果踏步不前,难免面临巨大的危机;但是,如果一味照搬西方的,也未必就能走康庄大道。在吸取了西方的理论资源以后,努力建设起富有民族特色的当代修辞学,乃是我们当前必须明确的方向。 西方的理论,不管它有多么深邃的内涵,不管它的学科地位多么重要,总是逃不了一个局限,那就是它本身是西方文化经验的一种总结,或者说是归纳。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不完全概括。它不可能是完全的,但是,没有一种西方理论不是以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姿态出现。尽管他们并不懂得中国的、日本的、阿拉伯的、非洲的修辞实际,但是,他们总是以为他们的理论对于世界是普遍适用的。可悲的是,他们的态度居然同化了我们,有时也成了我们理论创造的预设。 这就是陆俭明先生之所以一再忧虑的缺乏原创性的原因。 如果不对西方的理论学术资源提高警惕,加以分析,可能是辛辛苦苦研究了许多年,不过是把中国的修辞纳入一件并不合身的西装里去而已。 中国的修辞学家,即使有一千条不足,但是,有一点好处是西方修辞学家不具备的,那就是我们不会奢望自己的理论会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金科玉律。当然,我们也不甘于仅仅作西方的附庸,这就决定了我们只能从中国的修辞实际出发,寻找汉语的特殊交流规律。但是,我们的文化落伍,无法直接进行原创性的抽象,不得已而求其次,先去借助人家的成就。借助人家的目的并不是为了重复人家的。一切现成理论,包括它的话语,除了它足以澄明的方面以外,由于归纳方法先天的不完全性,总有包含着谬误,也就是所谓遮蔽的方面。看不到人家精彩的东西,就是自我封闭,看不到人家谬误的东西,就是教条主义。而教条主义是原创性的大敌。 如何克服教条主义呢从理论上来说,第一,不要光是从人家强大的、成功的地方出发,而是应该从人家薄弱的,甚至人家跌倒的地方出发。第二,凭什么找出人家的薄弱环节呢凭自己具备、而人家不具备的语言经验。 这就要对自己的语言作第一手的概括和归纳。 前面说过归纳方法有先天的不完全性,所以有学者表示担忧,害怕归纳法的狭隘。认为从理论的建构来说,演绎法优于归纳。这可能有道理,西方人长于演绎,因而比较周延,涵盖面比较广,逻辑层次井然,鸿篇巨制层出不穷。中国人往往长于经验的概括,难免比较狭隘。而概括往往用的是归纳法,这种逻辑方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归纳方法的局限造成的。西方人的抽象力比较强,得力于演绎法的广泛运用。他们常常以一种大胆的命题加以演绎,进行质疑和证伪,因而容易有理论上的创造。而我们囿于经验常常是拘于例证,因而理论上的创造力不足。 我想,这是无庸讳言的。 但是,我们今天要真正有原创性的修辞学恐怕还不能不更多地依靠直接经验的概括。因为,没有原创性的归纳,很可能就没有挑战怀疑的资本,甚至没有自己起码的话语。 我们不讳言直接经验的归纳有它先天的局限,因为经验总是有限的,而归纳要求周延,也就是无限。所以归纳法本身就包含着内在的悖论。 说到悖论,在威海的修辞学术讨论会上,上海一位先生提出,所有的悖论都限于否定的判断,其次才是自我关涉。我当时没有反应过来,只是说,这不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回来想了一下,其实,悖论的意义广泛得很,并不一定是在否定的判断之中。如: 一切知识都是相对的。 如果我们对此有保留,就不能说,“一切”,也就不能说“一切……都是”——这是绝对。 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我们就有一个不相对的知识,这就是一切知识,毫无例外的都是相对的,也就成了绝对。这又与“相对的”是矛盾的。 再如,拉康认为人生的某一个阶段(象征阶段),主体将自身认同于镜子中的幻象,生活于自己的幻象之中。阿尔都塞又将之纳入自己的理论框架,演绎出一种意识形态理论,认为人整个一生都处于“镜象阶段”,生活在自身和外在的想象而非现实之中。如果这样的话,那么这种泛意识形态的理论本身也就是一种镜象,也就是非现实的、想象的。所以说,现成理论告诉我们的东西,可能包含着悖论,而且不一定限于否定的判断,因此不是不可质疑的,这就要求我们不要被现成话语束缚住。 当然,演绎法也有它的先天局限。恩格斯说,归纳和演绎,二者都有局限。归纳法的局限在于,它要求完全,但又不能完全。演绎法的局限在于,把结论包含在前提之中。例如,你要证明汉民族语言是工具,用演绎法,必须有个大前提:一切的语言都是交流工具,汉语是语言,因而汉语是交流工具。其实这等于什么也没有说,因为你的大前提(一切语言是交流工具),已经把汉语包含进去了。如果你不能确定汉语是否是交流工具,你就不能说一切语言都是交流工具。如果汉语的性质还有待证明,你就只能说,一切语言(除了汉语)都是交流工具,而汉语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