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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政府货币制度变迁时滞研究 1928年6月和7月，南京政府完成了正式的全国统一，并在全国经济形势下举行了财政状况会议。货币制度改革是讨论的中心主题之一。全国经济会议上提出的《废两用元案》中明确预设了废两改元的实施日期为1929年7月1日,并对于废两改元可能涉及的问题做了分析和安排。全国财政会议认为该案理由充足,敦促政府迅速施行。全国财政会议上的整理财政大纲案对于货币制度改革的最终目标明确为金汇兑本位,废两改元确定银本位只是第一步,第二步就要推行金汇兑本位制度。随后,8月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基本采纳了这些货币制度领域的改革计划,明确了对于币制改革的设想是:货币制度必须统一在银元的基础之上,作为货币单位的银两应予废除,中国最终将采用金本位制。从学者们经常引用的文件资料不难看出,当时的南京政府已经公开提出了货币改革的目标方案,但一直到1933年4月,南京政府才实施了废两改元。本文将借鉴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概念,对1928年至1933年这段时期南京政府的强制性货币制度变迁时滞进行分析。 一、 本文的研究对象 诺斯提出的制度变迁模型是一种“滞后供给”模型,即潜在利润出现与将潜在利润内部化的制度创新之间存在着时间间隔,换句话说,从认知和组织制度变迁到启动制度变迁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构成制度变迁中的时滞。诺斯将时滞分为四个组成部分:认知和组织、发明、菜单选择以及启动时间。诺斯认为,在影响时滞的因素中,最重要的是现存法律和制度安排的状态,因为它决定了制度演化的范围限制、现存制度的残存价值、发明的困难性和利益调整过程。 借鉴这一概念,我们首先界定本文的研究对象。清末以来,中国币制紊乱的状况一直是国人关注的焦点,关于币制改革的讨论持续不断,货币制度的变迁之中也交错着强制性变迁和诱致性变迁。在银通货流通领域,社会各阶层的诱致性废两改元、地方政权以及北洋政府时期的强制性废两改元使得银元制度对银两制度的取代渐进却也是稳定的进行。由此来看,中国近代货币制度变迁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本文仅关注南京政府实施的强制性货币制度变迁。因此,本文将1928年(南京政府成立并提出货币制度变迁目标)至1933年(南京政府首次在全国范围内实施货币制度变迁)作为所要研究的货币制度变迁时滞。 对于这一时滞,虽未有专门的研究,但有的学者已经给予关注并做出说明。这些研究已经形成的结论包括:一是将该时滞视为废两改元的时滞;二是将该时滞的主要原因归结为中央造币厂迟迟不能竣工开铸新币。本文对以上两点结论都将提出异议。对已有结论的质疑源于对中央造币厂进展的考察,因而本文的分析首先从该问题入手。 二、 推动中央造币厂的建设,进行“开工” 在查阅了各种涉及南京政府货币制度变迁的档案、史料及资料汇编后,并未发现能够直接对这一时滞进行解释的内容。但在查阅了1928年至1933年的《银行周报》后,我们有了新的发现。创办于1917年5月的《银行周报》由上海银行公会(后改为银行学会)出版发行,被视为当时银行业的喉舌。银行公会一直是废两改元坚定而有力的支持者,其中的很多重要人物与政府当局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在这样的背景下,《银行周报》对于废两改元的进程自然是高度关注,其对于相关信息的获取能力也是可以保证的。从《银行周报》对中央造币厂的建厂持续报道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央造币厂的建厂进展并非像很多学者所说的那样富有波折,反而可以说是比较顺利的。以下是对相关报道题目和关键内容的摘要: 1929.2.5《中央造币厂成立监理委员会》:中央造币厂筹备多日,最近由财政部长宋子文委派郭标……共7人为监理委员会委员。 1929.3.5《中央造币厂接收宁厂》:中央造币厂近日正积极筹备开工事宜,与茂生洋行之债务纠纷大部分已经解决,各机件已经运入厂内,由赫工负责安置。财政部已经决定将南京造币厂改组为中央造币厂南京分厂,将来与沪同时开工。 1929.9.3《中央造币厂试机,招待银钱业参观》。 1929.11.19《中央造币厂开工有期》:已定于12月1日正式开铸。郭标将各债务清理,数目不小,仅茂生洋行一端已达到200多万两之巨。郭与之商议减低债务。至10月止,各项债务均已清结,厂房、机器均就绪,每日可出60万。计划中央造币厂开铸后,杭州、南京厂即停铸。财政部并拟先实行币制统一计划及校银元重量,小银元亦即开铸。 1931.3.17《中央造币厂将开铸》:去春拟开工,但因种种关系停顿。今令郭标筹办开铸,王晓籁为副厂长,先拨开铸费10万,本定1月开工,但因为手续纷繁而又展期,定于本月下旬开工。 1931.5.5《沪币厂派员在美考察》:沪厂前派华员2名及美人许维特来美,在费城参观政府造币厂,今将于5、6月回华,“闻上海造币厂俟三员归后即将开工云”。 1931.11.10《中央造币厂筹备开工》:中央造币厂停工已久,际此抵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