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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最后经理人理论的进步与创新 一、 融恐惧对商业银行的影响 对中央政府作为最终债权人的行为的研究最早来自约瑟夫巴特尔。1797年，在《英格兰银行成立研究》一文中，英格兰银行其他银行提供的流动性贷款被称为“最终贷款”，这是对“最终贷款”的初步解释。1802年, 亨利·桑顿 (Henry Thornton) 在对1797年英格兰银行终止兑付银行票据的行为进行考察后, 在《大不列颠纸币信用的本质和效用观察》一文中, 对最后贷款人的概念和方法进行了首次系统性的论证。1873年, 瓦尔特·巴吉特 (Walter Bagehot) 出版了《伦巴德街》 (Lombard Street) 一书, 重新论证了桑顿的许多重要观点, 并全面阐述了最后贷款人理论, 提出了著名的巴吉特原则:“在有良好的抵押物的基础上, 以高利率进行无限制的贷款”。 桑顿和巴吉特的论述构成了古典最后贷款人理论的核心, 他们的基本观点有: (一) 最后贷款人的首要职责是保护流通中的货币供应量。他们从经验中得出结论, 恐慌会引发通货紧缩, 导致失业增加、产出减少, “对信用造成全面打击”并“给英格兰带来灾难” (Thornton, 1939) 。因此, 当金融恐慌来临时, 中央银行首先应维护流通中的货币总量, 进而保障整个经济的正常运转。中央银行之所以能够承担此项最后贷款人职能是与其自身特点分不开的。首先, 中央银行拥有货币发行权, 就拥有了对外部货币资源的独有的控制, 可以通过创造高能货币满足任何紧急性的流动性需求;其次, 中央银行是黄金储备的保管人, 当挤兑发生时, 可以通过暂时增加自身的货币发行量来满足这些提款, 防止流通中货币供应量的急剧萎缩;第三, 中央银行与其他银行不同, 它承担着公共责任, 不是对某些股东负责, 而是对整个经济负责。 (二) 最后贷款人的目标是维护整个经济体系的整体利益, 而不是救助某个特定的机构。古典学派分析了最后贷款人作为宏观经济管理者的角色问题, 并充分考虑到了道德风险 (Moral Hazard) 的影响, 明确提出了仅仅只给好的机构贷款并任由那些缺乏清偿力的机构破产的政策。桑顿写道:“没有任何理由让英格兰银行去承担因商业银行卤莽经营带来的不良后果, 如果英格兰银行这么做的话, 将会鼓励商业银行没有远见的行为。要让商业银行在成立之初就知道可以寻求援助, 但是也要让他们经常地意识到想要寻求援助是件很困难的事情。救助不应该太过于及时和自由, 这样避免了那些行为不端的银行不用承担他们行为带来的后果, 救助也不能够不足或者太慢, 导致最终对公众的利益造成影响。”桑顿对那种一旦银行危机发生必将损害经济整体利益的说法也表示了质疑, 他指出, 那些大规模、经营不善的银行会以此为借口向中央银行寻求援助, 或许任由他们破产对整体经济更好, 因为资源再分配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将超过这些银行倒闭的不良效应。巴吉特将最后贷款描述成影响到整个银行体系的危机发生时的一剂良药, 而不是用于应对一个孤立的、或者仅会对几家银行带来影响的危机事件。他不赞成最后贷款成为防止非常巨大或者关键性银行因经营不善导致的破产的工具, 认为这样做并不是缓解恐慌所必需的。巴吉特强调指出, 恐慌会被各种各样的事件触发, “在恐慌来临的混乱时期, 一家机构的倒闭会引发多个机构的倒闭。”问题是, 如何去“阻止最初的失败”造成的“派生出来的失败”。他提出的解决方法是, 给予整个金融体系流动性保障, 而不是仅仅对出了问题的银行贷款。 (三) 最后贷款人的行为必须和长期的货币稳定增长目标保持一致。古典学派关注到了中央银行的角色冲突问题。一方面, 中央银行承担着稳定货币的职责, 必须持续、适度地控制货币发行的规模和速度, 维持货币在固定汇率下的可兑换性或者在浮动汇率下防止发生通货膨胀。另一方面, 中央银行承担的最后贷款人职能, 又使其在恐慌来临时, 往往会被迫临时性地放松或废除对货币发行的管制, 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 增加货币的发行。这样, 在中央银行稳定的货币增长政策和应急性的最后贷款人政策方面往往存在矛盾, 这就是“中央银行的两难选择”。 (四) 最后贷款人应该向借款人收取惩罚性利率, 并且要求他们提供良好的抵押品。古典学派认为, 中央银行有最后贷款的义务, 但是应该对这部分贷款收取相对高的利息, 这样做能够促使银行在向中央银行申请最后贷款前充分利用市场资源和融资渠道获得流动性, 通过市场价格来分配稀缺的流动性资源, 阻止对中央银行的过分依赖, 提高整个金融体系的分配效率。使用惩罚性利率还可以保护国家的黄金储备不被耗尽, 而且保证了一旦危机结束, 银行会立刻归还贷款, 使最后贷款行为不过分偏离中央银行维持长期货币稳定的轨道。巴吉特区分了借款人和用于抵押的资产的种类, 他认为, 不应该对中央银行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