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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廷虎先生修辞学史研究述评 宗廷虎先生是中国著名的词汇学家。他多年来一直在编辑和研究领域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他继承和发展了陈望道的修辞理论体系，在语言研究领域提出了一些新的修辞方法。同时，在研究修词学史和修辞史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为中国修词学的传承和发展做出了显著贡献。宗先生在学术思想方面不断创新, 超越自我, 带领着修辞学研究走向一个新的高峰。 一、 语言研究的性质和范围的研究 如何界定学科的性质, 确定修辞学研究范围是修辞研究遇到的第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 研究工作无从谈起。 (一) 中国学者关于修辞学的观点 修辞学的性质是指修辞学的本质, 它是修辞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根本属性。从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开始, 修辞学开始走进人们的视野, 但是“长期以来中国修辞学一直在学界 (甚至包括语言学界) 的斜视中存在着”。修辞学的进一步崛起是在改革开放以后, 以宗廷虎先生等人出版的一系列修辞学史著作为标志。近年, 随着西方语言理论被不断的引入到修辞学的研究中来, 中国修辞学的研究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正视和重视。 然而在修辞学的性质和范围的界定上东西方有着明显的不同, 西方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修辞大家认为, 修辞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演讲和辩论的说服性技艺, 而中国对于修辞学的性质问题学界一直没有一个统一的、明确的定论。1932年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认为修辞学与语言学和文学批评关系密切;1954年张志公先生在《修辞概要》中提出修辞学是“语言科学的一个分支”;张弓先生也认为修辞学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 他在1963年出版的《现代汉语修辞学》中曾明确指出“修辞学是语言学的一个部门”;20世纪60年代陈望道先生进一步明确个人观点:“修辞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 是一门介于语言学和文学之间的学科, 与其他学科关系密切。”1988年宗廷虎先生在《修辞新论》中进一步深化了陈望道先生的学术观点, 他明确指出修辞学既属于语言学又是介于多门学科之间的一门边缘性学科, 并在多篇论文中进一步揭示了修辞学的边缘性、综合性、多变性的特征。与此同时, 他把这种学术思想广泛运用于修辞学史和修辞史的研究中, 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宗先生一直坚持修辞学史不单单只是对修辞学的研究, 还应该有更广阔的视域, 并不断强调要吸收相邻学科的营养来丰富修辞学理论。在《汉语修辞学史纲》中, 宗先生在阐释“用相关性观念探索汉语修辞学史的发展大势”时提道:“汉语修辞学史系统并不是孤立存在的, 而是存在于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开放的系统。” (P23) 宗先生明确修辞学科的性质, 为修辞学范围的界定、修辞对象的确立以及修辞学研究方法的拓展开辟了新的道路。在宗廷虎先生边缘学科互融理论的拓展与创新指导下, 学者们纷纷从修辞学与文学、美学、心理学等边缘学科深入研究, 出现了诸多研究成果, 形成了修辞学与各边缘学科互融的整体。它们既有多边缘学科互融的共同特点, 又以多视角、多层面展现出自己的特色, 拓展了当代修辞学的研究领域。宗先生为修辞学的发展指明了道路, 带领着中国修辞学走向了另一个高峰。 (二) 本研究的内容:“主客双收”,还是“资 修辞学既然是一门边缘学科, 其研究范围就不单单只有修辞学, 还应该有对相邻学科的研究。宗廷虎先生在《汉语修辞学史纲》中提出:“我国的文学、训诂学、音韵学、文字学、文章学的研究源远流长, 它们的发展影响到修辞学研究的进展。” (P24)在《中国现代修辞学史》中, 宗先生延续了在《汉语修辞学史纲》中的观点, 并加以创新, 不再单单把目光聚集在研究邻近学科以充实修辞学史研究, 还提出要充分吸收相邻学科的研究成果, 比如研究文艺修辞学、心理修辞学、修辞美学等等。“重视修辞学边缘学科性质的特点, 加强与邻近学科结合, 扩大研究领域。” (P14)这样不但使修辞学研究的领域进一步扩大, 也使修辞学研究的史料更加丰富。 在2007年出版的《20世纪中国修辞学》中, 宗先生把修辞学研究范围进一步扩大, 除了重视对邻近学科的研究之外, 还专辟章节来阐释邻近学科学者对于修辞学的贡献。宗先生采用“主客双收”的原则, 把更多的目光投放到了那些虽然不以研究修辞学为主业, 但又因学科相近或者是其他原因也“客串”性的研究某些修辞问题的学者, 研究那些在以往的修辞学史著作中撰写者往往忽视了的修辞者的贡献。 宗先生认识到了这些修辞学者的重要性, “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 所以, 他指出:“历史早已一再证明:相邻学科学者是修辞学研究的重要力量, 在古代甚至是主力军。打开任何一部古代修辞学史, 由于修辞学往往与文、史、哲等相邻学科混杂在一起, 没有独立成学, 自然也未产生以修辞学作为唯一研究对象的学者。修辞学研究的成果, 是由哲学家 (如先秦诸子、朱熹等) 、政治家 (如董仲舒、梁启超等) 、经学家 (如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