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挽歌的光明海子论 在这篇文章中，作者从宏观角度探讨了20世纪80年代先锋诗歌与20世纪90年代先锋诗歌的差异。 “80年代诗歌侧重于生命冲动的表达，诗人不断为词语注入新感性，是一种抒情和体验写作。近年（90年代以降）的诗则致力于对具体生存处境的显现，词语负荷着较多具体历史语境和文化内涵，是一种叙述和反讽型写作。80年代诗人的‘怀疑主义’建立在一般认识论背景上，他们不堪忍受这噬心状态，企望找到最终可靠的价值安慰。因此，挽歌和咒语背后隐藏着‘光明’。而近年诗中之‘怀疑主义’，更多建立在本体论背景上。诗人不但愿意忍受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将之视为诗歌的基本成分、存在依据，而且还在努力捍卫‘怀疑主义’，时刻警惕它被技术时代微笑的暴力和物质放纵主义许诺的‘进步’幻觉所消解。80年代大多数诗人看重词语间偶然冲撞所产生的超验效果，其文本呈迸射状态。他们对阅读中的‘过度阐释’期待放高。近年的诗，更喜欢按照清醒的意向选择恰当的词语，其内涵准确、稳定、内敛、完整，诗人吁求‘合法阐释’，而不大信任读者‘超量再创造’的僭妄价值……”1 这里，宏观的差异对比中的前一项，如“新感性、抒情和体验”，“企望找到最终可靠的价值安慰，挽歌和咒语背后隐藏着‘光明’”，“超验效果和‘过度阐释’”等特性，也可用来约略概括80年代重要诗人海子2诗歌所类属的创造力势态。然而，对一个优秀的诗人而言，重要的不是他能归于何种宏观的类属，而是他在这一类属中鲜明隆起的个人性价值何在。海子诗歌独特的抒情向度和基本材料，“价值安慰”的维度，“挽歌”发生的渊源，“光明”的超验所指……个人性价值，均使其成为同类诗歌中真正的翘楚。本文对于海子的论述，将略去此类诗人的共性方面（或者说将“共性”作为不出场的背景），而侧重于海子鲜明的个人性。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与日常的诗歌批评工作状态不同，讨论甚至仅仅是阅读海子诗歌，我们都会遇到一个巨大的“磁场”——换一个说法，也可称为“干扰源”——由诗人自杀所带来的强劲后制作用力的吸摄，它会强使海子纷杂丰富的诗作迅速排列好规则的磁力线，似乎海子短暂一生的诗歌生涯，就是一场不断的死亡演习和最终的“实战”。关于海子的自杀，其朋友诗人西川在《死亡后记》中已谈得很全面和中肯3，这篇文章对于扼制那些借诗人之死的事件，来言说自己那点莫名其糊涂的“宗教渴望”；以“道德升华”来简化海子诗歌的意蕴，用海子诗歌对当下诗坛进行道德指控；或是仅将海子定位于“乡土乌托邦诗人”而否定……的诸多论说，起到了很大作用。我基本认同西川的看法，诗人赴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精神或灵魂的，同时也有日常的具体的个人事件触发，更有心理、病理等综合因素，它们的分量是同等的。 所以，本文的论述将不从海子之死去逆推他的诗歌，将诗人简化为一个“殉诗烈士”，而是直接面对诗人提供的文本世界，看看那里发生了什么？即使涉及“死亡”，那也主要是就诗歌文本所提供的语境来谈，而不直接通向诗人现实性的自杀事件。我认为这不仅是对诗人文本的尊重，也是对诗人个人秘密的尊重。一相情愿的、无端的对诗人“本事”的猜测，无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他的诗歌，甚至它也无助于我们理解作为个人的海子本身。诗人欧阳江河在《冷血的秋天》中说得好，谈诗就是谈诗，“把喊叫变成安静的言辞，何必惊动那世世代代的亡魂/它们死了多年，还得重新去死”。 一 结语：现代性的反思 海子诗歌大致可分为两类。其一，是大量抒情短诗，以农耕文化的衰亡，来隐喻“精神家园”的丧失，并写出一个大地之子对千百年来生存真正根基的感念和缅怀。但是，语境中的明澈与幽暗，称颂与哀伤，“神恩普照”与“天地不仁”，充实与陡然袭来的空虚……彼此纠葛的意象扭结一体，使它们截然区别于那些简单的“农耕庆典诗歌”，获具了更纵深的背景。其二，是“现代史诗”类型，即诗歌长卷《太阳·七部书》。《太阳》与诗人抒情短诗的不同不仅仅在于体制宏大，还在于它更多体现了诗人对终极价值的渴慕，以及与它的缺席相伴而生的不安和绝望。从语境上看，《太阳》也不是抒情短诗那样由即境即灵所带出的联想的“歌唱”，而是自觉地置身于人类诗歌共时体，进行的有方向的“建筑”。 当然，海子的两类诗歌，肯定有着精神意象上的连接点和递进性。为论述方便，笔者仍将分别论及。考虑到“海子生涯”早已为人们所熟悉，这里基本不从“传记”批评的角度进入，而主要是“就诗论诗”4。 1979年，15岁的海子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这个自小生长于安徽农村的孩子第一次置身于大都市时，正值中国社会历史、思想史和艺术史上“追寻现代性”的激变的年代。按照哈贝马斯对“现代性”的说法，现代性这一概念表达了“未来已经开始了”的信念：这是一个为未来而生存的时代，一个向未来的“新”敞开的时代。在这个历史形象中，现在就是一个持续的更新过程。革命、进步、解放、发展、危机和时代等，至今仍然是流行的关键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