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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比较价值诗学的方法论反思 中西比较价值诗歌是一种不同于中西比较诗歌和文学的价值研究方法。它试图从目前的中西比较诗学和文学的价值学研究的方法论危机中,寻求一种新的诗学的价值基础,并在这一基础上进行中西诗学的价值比较研究,以期从中西诗学价值特质的异同得失的辨析中,寻求一条整合中西诗学以走向世界性的共同诗学的可能的发展道路。 首先,我们解释一下我们这里的“诗学”这一术语的含义。 诗学这个术语来源于古希腊,即来自于西方最早的一部文艺理论著作的书名,它的作者是亚里士多德。从此开始,欧洲人就相沿成习,把所有阐述文艺理论的著述都统称为诗学。我们这里的诗学术语与西方所沿用的术语——诗学有所不同。因为我们如果按西方的传统术语处理,我们的中西比较价值诗学将面对中西两大文化系统中的整个文学理论成果,并加以研究,这对我们来说至少目前是力所不及的。为了研究的方便与可行,又针对中国古典文学的主体是抒情短诗、文论的主体是诗话词话的特性,我们将诗学的术语由西方的文学理论的含义缩小为诗的理论。 季羡林先生说过:“从全世界文学艺术的历史来看,文艺理论真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确有创见而又能自成体系的,只有三个地方: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印度,一个是从古代希腊、罗马一直到今天欧洲国家的所在广大地区。”西方文论注重理论,偏于分析与概念的演绎,中国文论则“使用一些生动的形容词,绘形绘色,给人以暗示,资人以联想,供人以全貌,甚至给人以艺术享受,还能表现出深度;但有时流于迷离模糊,好象是神龙,见首不见尾,让人不得要领。古代文艺批评家使用的一些术语,比如‘神韵’、‘性灵’、‘境界’‘隔与不隔’、‘本色天成’、‘羚羊挂角,无迹可寻’等等,我们一看就懂,一深思就糊涂,一想译成外文就不知所措。” 季羡林先生这里关于中西文艺理论的差异的分析,正揭示出中西诗学(包括整个文艺理论)中的不同的价值观念。 在西方诗学传统中,从古希腊至今,诗学的观念与理论形态虽然千变万化,但是,在对诗的价值态度上一直具有一种稳定的取向。 西方最早的关于诗学的讨论,当推柏拉图。他在《艾昂》(Ion)、《费特拉斯》(Phae drus)、《法学》(Laws)、《理想图》等书中对文学与诗的本质、来源与功能进行了讨论。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则被认为是西方诗学的第一部理论著作。他大致接受他的老师柏拉图的模仿说的诗学观,但又与柏拉图不同。他们的相异表现为:柏拉图以灵感论为基础,注重诗的超理智的迷狂;亚里士多德则更注重诗的创造功能,即认为诗的来源是人类天性中求模仿、求和谐的两种直觉冲动,它们的功能是教育性与道德性的,因此,诗的功能主要是求和谐的模仿。这两种诗学观,一者注重迷狂,一者注重模仿,从而导致了后起诗学的表现与再现、移情与写实两种诗学理论和创作、批评派别的对立与交替演进的历史。 如新柏拉图主义者和象雪莱那样的浪漫主义者,相信诗或艺术,直接模仿理念;而布莱克则断言,诗或艺术的幻想与想象,是永恒的存在的一种表现,象征主义者波特莱尔认为,自然的奥秘和朦胧的语言期待着诗人的翻译:“诗人如果不是一个翻译者、解释者,是什么”?马拉美对诗的定义是:“诗是透过被带回它必要节奏的人类语言,对存在的各方面的神秘意义的表现:唯其如此,它对我们的流连逗留报以真实性,从而构成其唯一的精神使命”③,表现论者则认为,诗是想象的产物,诗或艺术是“溶化、扩解、消散,以便再创造的能力”④;在浪漫诗人的世界中,诗则是一种理想世界的表现,如卢梭注重清白的“原始人”,华滋华斯强调“自然人”,柯勒律治偏重“幻想”,而拜伦注重“反传统英雄”,雪莱强调“敏感”,而济慈则向往“神秘感和美感”的天地。 西方的诗学观,不管古今的差异如何悬殊,他们都从诗与现实世界的二元关系中去寻找立论的价值支点,即或从诗的主体——诗人的器质出发来规范诗,或从现实世界来要求诗,只是诗人的器质与现实世界的含义有千差万别的种类。西方的诗学,就是在这种共同的基曲上营造自己各异的诗学天地。 在中国,诗学是在一种完全不同的价值温床中孕育长成的。这种价值定位与具体建构,我们也可以象西方诗学在古希腊寻得源头一样,在中国人文奠基时期的先秦追溯它产生的源头。 中国先秦时期诗学的建构,主要表现在儒道两家的思想中。 在孔子与孟子的诗观中,西方古希腊开始的诗与现实世界的二元价值取向已被另一种诗学价值定位所取代,在孔子那里是仁的境界、在孟子那里是“浩然之气”,成了诗学追求的最高境界,但是不管是仁还是浩然之气的境界,它们是创造诗的主体——诗人的境界,它是诗人在与现实世界的交往中集现实世界的某些品性调养而成的。所以,它们是将天地最高的道义依据,人的最高道义的根源与人的具体的社会人伦实践活动调适在一起的人格境界。对于这种境界的追求,使得诗人的人生与作诗合为一体,因此,诗中的境界是人格的对应物,也是读者的理想借鉴目标。 孔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