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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文化与中国纪录片的生存状态 自1991年《看长城》问世以来，中国的新电影业发展了20多年，在20世纪90年代末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生活空间》、《纪录片编辑室》等纪录性栏目被观众所喜闻乐见,《毛毛告状》、《重逢的日子》等优秀的纪录片被观众所津津乐道。曾几何时,一些纪录片的收视率高达36%,播放的时候甚至出现万人空巷的奇观。20多年的振兴与发展,在无数纪录片人的默默耕耘下,中国纪录片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文化景观,已经在大众文化中形成一股激流。 纪录片为何能走入大众文化并成为一种主流?这源于它对社会生活的真实再现,对人类历史的现时记载,对生命意义的深刻展示。 录像记录历史的不同体现 小说、戏剧、电影、电视剧司空见惯的虚构和胡编乱造已经被人们所厌倦,改革开放之后,大众文化的兴起使纪录片首先找到了它的观众群,“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平民化视角、人道主义关怀以及对弱势人群的关注,使纪录片成功地登陆了日益重视收视率的电视屏幕,成为普通老百姓情感发掘的渠道和发现自我、审视自我的窗口,而它所高举的“真实”的大旗更带给观众全新的视觉冲击。 纪录片的本质在于记录,它与远古绳结记事、甲骨文字以及当今的电子书写一样,都出自于同一个目的一一记录历史,唯一的不同在于纪录片的声像记录带给人们的真实感和可信度要远远高于单纯的文字。 纪录片作为人类文化产品和传播产品,是利用胶片及磁带等技术载体,跨越时空传递给彼时彼地的人们此时此地的信息。电影理论大师巴赞曾说:“唯有摄影机镜头拍下的客体影像能够满足我们潜意识提出的再现原物的需要,它比几可乱真的仿印更真切,因为它就是以这件实物为原型的。”照相式的影像和真实的同期声使得人们完全相信纪录片中所传递的信息是真实的,这种真实不仅仅体现在对自然事物的真实拍摄,还体现在对人们现时故事的真实记录,以及社会生活背景的真实反映。 纪录片更直接,更客观,更讲究生活的原汁原味,更能挖掘出生活中的问题,那些因为司空见惯而被忽略的问题。朴素的形态和真实的日常场景使纪录片蕴藏的深度远远高于其他电视节目样式。 纪录片是历史和现实的统一,它所记录的既是现实生活,又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横截面。它立足于现实生活,反映客观存在的人和客观发生的故事。它照亮了生活,“把光投到黑暗的地方”,让历史微观地呈现并定格,使普通人的生活具象地载入历史的一页,使有价值的精神层面上的东西不会因为时间的流淌而淡漠、沉沦。今天是明天的历史,明天的发展方向源于我们对今天的历史经验的认知。纪录片将今天人们司空见惯的历史背面进行探索与揭示,从而指导人类的明天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纪录片是时代印记的珍藏,是历史档案的丰富。 “命运”的存在与表现 追溯中国新纪录片运动发展的20年,不难发现它起步于“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中央电视台《生活空间》和上海电视台《纪录片编辑室》的陆续开播为中国视听文化长河留下了一部由小人物书写的历史。两个栏目最大的功劳在于让纪录片转变了视角:由关注光辉人物的“高”和“大”,转为关注平民百姓的“低”和“小”,眼光平视,纪录个体生命力的多元状态,描绘当下平民生活的万象。 这些饱含平民姿态的纪录片讲述日常生活中的故事,展示生命最普遍、最真切的情感,揭示人物的性格、情感和命运。《毛毛告状》讲述的是一个外来妹带着女儿“毛毛”从刚出生4个月到9个月近半年的时间里“告状认父”的过程;《大动迁》讲述的上海旧城区改造中的曲折故事;《重逢的日子》记录了海峡两岸三个老人的故事;《生活空间》的一个短片记录了一个纺织女工早晨上班挤车的全过程……这些作品把“命运”推到了“近景”,令人倍感如影随形。 这些纪录片所讲述的只是普通人的一段生命过程,一种生存状态,但是往往在最普通的生存状态中挖掘出重大的思想主题和生存意义。因为普通人代表了社会的大多数,而大多数的生存状态恰恰反映着当代人类所面临的一切希望与困感、进步与倒退。观众之所以热爱此类纪录片是因为从中可以看到自己生活的影子,可以借鉴与自己相仿的他人的人生经历来实现对人生的思考,对生命价值的肯定,对社会生活的肯定与批判。但是观众的自我审视并不是纪录片强加的,而是观众在观看纪录片的同时,通过理性的反省以及社会生活的体验得到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纪录片实现的是人类理性的自我观照。它吸引观众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它时刻提醒观众它所讲述的故事、记录的人物就发生在当下,发生在现实生活中,与每个人的生存息息相关,无可逃避。 在平民化的纪录片当中,有不少题材是表现弱势群体的不幸故事的。这也许是因为不幸的人、事的意义更容易通过命运和故事而被表现出来,更容易引起观众的共鸣,激发他们的同情。但一些优秀的纪录片在表现“不幸”的人物和事件时,并没有停留在“不幸”的表面,而是设法着力去展示人是如何面对这些不幸,如何抗争这种不幸。比如说《舟舟的世界》在表现了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