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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新型毒品犯罪的特征 一、 新犯罪的特点 (一) “新型毒品犯罪”的概念 新药物不仅包括最新开发的药物，还包括通过提取有毒植物（如鸦片、海洛因和大麻）作为原料加工而成的药物类型。历史上,早在1919年,日本医药化学家就合成了甲基安非他命,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抗疲劳剂提供给侵华日军和驻守太平洋的军队。我国一般将“新型毒品”分为以下四类:第一类以中枢兴奋作用为主,代表物质是甲基安非他命(俗称“冰毒”);第二类是致幻剂,包括植物来源和化学合成的,代表物质有色胺类(如裸盖菇素)、麦角酸二乙基酰胺(LSD),苯烷胺类(如麦司卡林)和分离性麻醉剂(苯环己哌啶和氯胺酮);第三类兼具兴奋和致幻作用,代表物质是亚甲二亚甲基双氧苯丙胺(我国俗称“摇头丸”);第四类是一些以中枢抑制作用为主的物质,包括氟硝西泮和γ-羟基丁丙酯。联合国于1971年《精神药品公约(Convention on Psychotropic Substances)》将受公约管制的精神药品分为“安非他命类中枢兴奋剂”、“镇静催眠药”和“致幻剂”三类。 本文所谓“新型毒品犯罪”是指以新型毒品为行为对象所实施的犯罪行为。新型毒品犯罪行为几乎涉及到我国刑法第六章第七节的各个罪名。但是,与传统毒品犯罪相比,新型毒品犯罪又存在许多独特之处,需要刑法予以特别的关注。 (二) 新犯罪的特点 同传统毒品犯罪相比,我国新型毒品犯罪具有以下特征: 1. 端消费市场的便利条件有利于新型毒品的生产 传统毒品依赖毒源性植物或其提取物为原料。由于我国历史上毒品残害国民、祸乱民族的痛苦记忆,所以对毒源性植物的管控十分严格,传统毒品难于在我国生产。而且国民经过长期教育,对传统毒品危害性认识充分,警惕性高。因此,传统毒品犯罪在我国主要呈现“过境犯罪”的特征,即产地在境外、终端消费市场在境外而运输渠道在境内的局面。 但是,新型毒品的生产主要依靠化学合成。作为一个处在工业化中期的新兴工业国家,我国化工门类齐全、生产能力和技术实力都相当雄厚。这就为新型毒品的生产提供了技术、设备、工艺、人力等等一系列便利条件。加之新型毒品的制毒原料往往是运用于极为广泛的化工、医药以生物技术的原材料或中间产品。例如,用来生产冰毒的重要原料麻黄碱,就是用途极为广泛的化工和医药原料;常用的镇咳处方药“联邦止咳露”的有效成分“磷酸可待因”和“盐酸麻黄碱”,属于刑法第355条“非法提供麻醉品、精神药品罪”中指称的精神药品;而氯胺酮(即K粉)根本就是处方药氯胺酮注射剂的有效成分,这无疑增加了新型毒品生产的监管难度,使我国也逐步成为新型毒品的原产地。而国民对新型毒品的危害性认识不足,很多国民错误的认为新型毒品是“软毒品”,吸食不会成瘾,导致我国新型毒品的吸食出现泛滥趋势,我国逐渐成为新型毒品的消费终端市场。 2. 专家教授是探索犯罪并以犯罪主体为 毒品犯罪群体中出现大量高级知识分子。他们或者传授制毒方法,或者亲自参与制毒或者组织新型毒品产业链,在毒品犯罪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传统毒品的制造工艺相对简单,而且制毒地一般不在我国境内。我国的毒品犯罪群体一般以受教育程度不高的社会底层人员居多。但是,新型毒品的制毒工艺复杂,技术门槛高,有能力实施制毒犯罪的人,必须掌握一定的化工技术或知识,这使得研究化工技术的教授和工程师在新型毒品制造这一领域拥有了某些优势。通过百度搜索“教授制毒”,反馈结果324 000篇,可见社会对于专家教授参与毒品研制的关注度相当高。武汉某大学一名副教授利用学校实验室制毒案更说明毒品犯罪在高智能群体中的严重态势。 3. 行业内具有去行为的功能 与以往传统毒品的吸食主体主要集中在社会底层和快速致富阶层中不同,新型毒品的吸食者主要由城市白领阶层构成。这一特点的成因,一方面源于国民对新型毒品的危害性认识不足,另一方面,也源于白领亚文化的流行。 所谓白领亚文化,即以白领为代表的知识精英阶层中流行的、与主流文化相背离的文化现象。以白领为代表的知识精英,原本既是主流文化的捍卫者,亦是主流文化的受益者。但是主流文化所倡导的进取观念和精英意识也使得白领阶层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感到巨大的压力和内心的压抑感。然而主流文化不可能为白领的精神压抑提供发泄的渠道,于是这种精神压力被迫转入地下渠道,以寻找出口。最终形成了这种与主流文化共存的相对隐秘的白领亚文化。白领亚文化与边缘群体反抗主流文化而形成的亚文化有所不同,它并不是对主流文化的反对,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就是主流文化本身,是主流文化并不光鲜的背面。白领亚文化群体并不是主流文化的反抗者,而是试图通过释放压力使自身更好地适应和维护主流文化的群体。可以认为白领亚文化其实是主流文化排解自身负面影响的下水道;是主流文化自我调节的必然产物。白领亚文化的存在,是对人性复杂性的明证。这种亚文化的表现不一而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