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养老问题的现状与对策.docx

农村养老问题的现状与对策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有效解决老年人问题已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条件。但是养老观念的改变、养老需求的升级以及现有的养老支持体系的局限, 又增加了解决养老问题的难度。宗教作为一种民间信仰组织, 随着信徒数量的不断增加, 其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力正逐步提升, 因此, 发挥宗教的积极作用, 让宗教进入养老领域, 为养老提供新的社会支持, 对于建设和谐社会意义重大。笔者以莒南三村的养老调查为基础, 通过实证资料来证明转型时期完善养老保障体系需要宗教的参与和支持这一命题。 一、 社会养老金和辛勤工作 (一) 两类被教养者的养老问题的分歧 转型社会, 社会结构、思想道德、社会心理等都在发生急剧变化, 作为两代人的赡养者与被赡养者在养老场所、养老责任主体、养老内容及养老保障等方面出现了分歧, 而这种分歧正是有效解决养老问题的一大难点。研究认为, 赡养者与被赡养者在养老观念上的非一致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农村老年人的养老主体地位决定了其参保的积极性不高 对于谁来承担养老的责任, 养老的责任主体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这一问题, 不同时代、不同社会、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就目前的被赡养者而言, 这部分老年人出生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 他们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以及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使他们具有“养儿防老”的思想, 在他们看来, 虽然儿女在养老的责任上不完全相同, 但是, 子女是养老的主要责任主体, 甚至是绝对责任主体。除了子女之外, 农村老年人的确很少想到其他责任主体的存在。而作为赡养者, 出生于20世纪70、80年代以后的年轻人, 自然想法也就有所不同。在他们看来, 子女虽是养老主体, 但绝不是唯一主体, 在子女之外, 邻居、社区、政府、家庭保姆、民间组织等也可以作为养老主体之一, 它们均可为老年人提供养老服务, 满足老年人的养老需求。养老主体由一元走向多元, 是社会变迁和家庭变迁的结果。一方面, 生产的社会化和专业化加大了社会的风险度, 社会主体越来越需要健全的保障;另一方面, 家庭结构小型化以及生活节奏的加快也削弱了子女的供养能力, 寻求子女以外的帮助和支持已经成为今天社会的需要, 养儿防老的意识观念已趋于淡化。 与此相联系, 两代人关于养老保险的认识当然也不相同。当前的被赡养者信奉“养儿防老”, 参加养老保险的积极性不高, 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 他们一般有多个子女, 认为没有必要参加养老保险, 子女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第二, 受收入水平限制, 投保的能力有限。相反, 当前的赡养者由于子女数减少带来的养老风险增大以及家庭经济能力的提升, 参加养老保险的意识增强了, 投保积极性提高了。 2. 街坊邻居养老的原因 在养老地点的选择方面, 当前的被赡养者大多期望在家养老, 养老院、老年公寓、老年护理院等社会化的养老机构只能是他们不得已的选择, 更多情况下那里是鳏寡孤独的五保老人的选择 (事实也确实如此) 。究其原因有很多, 主要原因是在家养老不仅没有脱离老年人熟悉的社区环境、人文氛围, 而且更贴近中国人的传统文化心理。在他们一直生活的熟人社会里, 街坊邻居出入相扶、守望相助可以克服孤独感, 缓解因子女不在身边的压力, 当然,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不失面子。对于当前的赡养者而言, 养老场所的选择就未必一定在家里, 相反选择社区养老院、老年公寓或者老年护理院的可能性是大大增加了, 特别是随着社会养老保险的推广和社会养老服务机构的发展, 居家养老已不再是唯一选择了。 3. 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低,需要进一步渗透 经济供养、日常照料和精神慰藉是养老的主要内容, 从层次方面看, 养老又可以划分为物质养老和精神养老。显然, 经济供养是养老的基础和前提, 主要是满足老人的基本需要;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是较高层次的养老需要, 它包括老年安全需要、社会交往需要、亲情关怀、天伦之乐的需要、获得尊重和社会承认的需要、精神寄托和自我价值得到实现的需要等内容, 而且这些需要都是交织在一起的, 相互渗透。由于农村现有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 应该说, 当前的被赡养者还是更侧重于物质养老, 虽然他们对精神养老也有追求, 但是, 这方面的要求没有那么强烈而且层次不算太高, 更多是停留在亲情关怀、享受天伦之乐的层面, 至于精神寄托、自我价值实现等高层次的精神需要则较少涉及。对于当前的赡养者而言, 他们可能更看重精神养老。随着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 当前的赡养者无需过多关注经济供养等物质层面的养老, 而越来越注重精神养老, 甚至还要强调精神寄托、社会承认、自我价值实现的可能和程度。这是合乎社会发展和心理发展规律的。 4. 道德机制与法律制约的养老责任 养老态度是提高养老质量的关键因素, 养老态度说到底就是养老的责任心问题, 责任心强的人对待养老积极认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