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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工程淹没区文物考古成果对旅游开发的启示 三峡水库区洪泛区有1200多块文物。2000年代，经国务院学术委员会批准，正式将1087个文化遗产点列入保护计划，包括723个地下文化遗产点（湖北省217个，重庆516个）和364个土壤文化点（湖北省118个，重庆2496个）。经过全国数千名专业考古人员历时10年艰苦而卓有成效的工作,至2003年4月,135米蓄水区域的680项文物考工工程全部通过验收,至此,20世纪全世界最大的文物抢救性保护工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1。众多的考古成果,不仅为认识三峡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提供了新的视野,也为三峡旅游提供了新的资源赋存和新的开发思路。 以前在探讨库区建成后三峡旅游的新格局时,往往只重视空间的平面延伸(由干流向支流腹地扩展)和垂直变化(水位上升后两岸的景观变化),如吕斌教授提出:三峡旅游将从“一轴”转变为“双核”模式、水陆分化模式、空间掠夺与“边缘回头”模式,形成“两极、三轴、三区、四带”的空间结构骨架和空间拓展模式2。此外,张立明3、田世政4、李国平5、王顺克等6,都对三峡旅游的空间变化提出了设想。但以上成果最大的薄弱点是单纯从空间形态去分析三峡旅游格局,对三峡文物的新发现、新成果分析重视不够,如果离开三峡文物古迹去论证三峡旅游,无疑是“形而下”的观察角度,尤其是水位上升后,自然景观遭到一定破坏,文物古迹的重要性更加突出,离开旅游产品去研究旅游空间结构,是十分片面的。并且,三峡人文景观经过长期的叠加积淀,形成了有机延续的“遗产廊道”,无论水位如何变化,这条完整的“遗产廊道”是三峡旅游的永恒主题。 对三峡文物旅游的研究,主要有以下成果:李秀清针对不同类型文物的特点,提出了文物与旅游协调发展的构想7;李丽从三峡旅游景观“人文化成”的角度,论述了旅游景观对象的人化和人的对象化,为旅游开发提供了人文基础8;罗玲对三峡古镇旅游开发进行了调查研究9;笔者对三峡历史时期的盐业遗址进行考察,对手工业遗产旅游提出了自己的看法10;笔者还结合游记、志记、咏记对三峡历史旅游景观复原研究进行了探讨11。但是,以上研究成果都没有吸收135米蓄水区域考古工作的最新的系统成果。本文实地考察和资料收集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了三峡考古新成果的旅游转化途径,演绎了人文景观的历史剖面和空间分布规律,为三峡的旅游开发提供了新的思路。 一、 程度分布及分布特点 三峡淹没区内的文物大致分为以下6类:古建筑及历史纪念建筑物,石窟寺,石刻及其他,现代遗址及纪念建筑物,古遗址,古墓葬。根据国家文物局普查资料,主要分布在以下沿江区域(见表1)12。 在三峡的考古发现中,许多重大的地下文物惊现于世,为揭示三峡文化的深层结构提供了有力佐证;同时,地面文物的保护与迁移又形成了新的文化景观。笔者整理了有影响的文物考古成果如下(见表2): 文物考古部门对三峡库区文物古迹的处理主要有以下方式: 1. 保护和重建是否可保护的建筑 对于淹没区的地面文物,尽可能原地保护,保持其原真性和唯一性。目前主要有3种方式:一是水下博物馆建设(白鹤梁水下碑林);二是围堰式加固保护(石宝寨);三是直接修复保护,许多民居建筑在三峡建设中得到修复,与现代工程交相辉映。如杨家湾老屋就是坝区最大、最完整的民居修复工程。 2. 点景类的选择和装饰 易地搬迁及复制包括整体搬迁和部分搬迁,搬迁地点又分为后靠搬迁与异地搬迁。三峡文物的异地搬迁主要类型13: 民居建筑:民居建筑反映了长江流域居民的生活环境,在搬迁时要考虑整体格局及风貌的保存,包括建筑元件和粘合剂的处理。在选址时应注意所选地址的环境风貌与迁入文物原有的环境风貌相似。巫山大昌民居、新滩民居、楠木园民居等都属于这种类型。 寺观祠庙建筑:寺观祠庙是历史时期的精神坐标,祭祀内容除了佛教、道教诸神外,更多的是反映地方性英烈人物、地方原始神灵以及和水运相关的祭祀内容。在搬迁时与城镇景观协调,成为点状文化景观坐标。 石刻造像:长江两岸的石刻造像题材广泛,涵盖了宗教、水文、礼仪等内容,具有很强的点景作用,搬迁时一般后靠迁移。如瞿唐峡题刻,从南宋的“中兴圣德颂”碑到抗战时期的“打走倭寇”的誓言,极大的扩展了“夔门天下雄”的文化内涵。官渡口镇青龙山上的“楚蜀鸿沟”更是历史疆界的分界标志。 3. 文物古迹的整理与数字压缩 对三峡文物的整理展示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留取资料展示,通过文献资料搜集、居民采访、摄影测绘、照片记录、摄像记录等方式,将三峡众多的文物古迹进行科学的整理,最后形成数字化的资料库;二是文物的修复、整理和展示,通过建立博物馆陈列,集中展示三峡考古的出土文物。 二、 三大公共文物、旅游资源转移 1. 人文景观的环境发生了变化 根据三峡库区蓄水和文物被淹没的程度,文物作出了相应的保护处理办法。搬迁或原地保护的景点形成了新的旅游人文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