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蜀地早期佛教传播的考古学研究.docxVIP

三国蜀地早期佛教传播的考古学研究 1981年，在四川忠县（今重庆）的水井中发现了东汉时期的崖墓。自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公布以后,其中的M5因未被盗扰且随葬品中有与佛教传播有关的遗物甚为学界关注。三国蜀地佛教传播问题于文献记载几缺。无疑,分析、研究涂井M5有助于探讨佛教在蜀地的早期传播。同时,以往的对涂井M5与佛教传播的研究未能把该墓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系统分析,仅仅是就其与佛教传播造像的有关特征、佛像等的比较展开论述。本文拟在系统分析涂井M5的基础上,探讨佛教在四川的早期传播,并就早期佛教传播的考古学研究谈一点看法。 佛教史籍中几无三国蜀地佛教传播的记载。吴焯先生曾据梁僧佑《出三藏记集》稽查出蜀地早期佛教传播的《蜀普曜经》和《蜀首楞严经》,但亦未得出三国蜀地存在佛教传播的肯定结论。民国时期,梁启超先生在《佛学研究十八篇》亦未提出三国蜀地存在佛教传播;即便是在汤用彤、蒋忏华诸先生的佛教史著作中,也未提到三国蜀地存在佛教传播的文献记载。在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国佛教史》第一卷中述到:“三国时期,佛教继续向中国内地传播,大量佛经被译成汉文。但现存文字资料中仅对译经僧的活动有一些介绍,而对佛教在社会各阶层中的流行情况却记载很少。关于蜀国的佛教情况则根本没有提到”。此论述也是以佛教史藉为依据的。 但是,与佛教传播有关遗物的发现却给我们展现了蜀地早期佛教传播的状况。自从20世纪40年代在四川发现佛像后,数十年中与佛教传播有关的遗物屡有发现。吴焯先生的文章及《东南文化》主持的“早期佛教造像南传系统研究”专栏文章及调查资料中均有过统计。这些早期佛教传播遗物的发现,不仅弥补了四川早期佛教传播文献记载的缺失,而且掀起了学术界对早期佛教传播诸问题研究的热潮。我们也注意到,在这些四川(含今天的重庆市)早期佛教传播遗物中,有些材料是采集的,没有经过科学的考古发掘;有些材料的完整性在发现时已遭到破坏。这些因素对四川早期佛教传播研究造成了较大的影响。有学者曾经花费较大精力对一些未经科学发掘的佛教传播遗物进行甄别、断代;也有一些文章对材料不作考论而展开论述。因而,在年代相对明确、藏品丰富的忠县涂井蜀汉M5中发现与佛教传播有关的遗物也就显得弥足珍贵了。 在1981年的考古发掘中,由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考古工作队、万县地区(今重庆市万州区)文化局、忠县文化局组成的工作组共发掘蜀汉墓15座,出土器物近3600件。据发掘报告称,M5是此次发掘墓葬中最完整的一座。该墓不仅未被盗扰,而且大部分器物完好地保存在原来位置。该墓与是在原有的崖壁上先凿墓道,再开凿墓门和墓室。该墓墓室分前、后两室,前室略大,后室呈竖长方形略偏于前室左侧,前、后室西壁均凿有龛。在保存相对完好的器物中,“置于前室右侧角的有陶侍俑、狗、鸡、猪、灶等;左侧俑角和左壁下有铜壶、釜、洗、铁釜甑、青瓷碗、陶屋和各式陶俑;龛内置陶屋、庖厨俑、舞俑和提鱼俑;中部置各式陶俑、储钱器、铜摇钱树、长铁刀、银发衩、手镯、顶针以及成堆铜钱。后室右壁下和后壁置陶屋、灶、俑、马、狗、罐、铜钵;中部置长铁刀、银手镯、五铢钱等。”报告同时根据前后室的漆皮板灰及随葬品的差异,认为该墓为一男二女合葬墓。在上述置于甬道、前后室随葬器物中,被目前学术界认为与佛教传播有关的遗物分别是置于前、后室的白毫像俑、头饰莲花俑和陶楼以及置于前室的树杆上置有佛像的铜摇钱树。 关于铜摇钱树,发掘报告仅有极简短的文字叙述。对于摇钱树杆上铸置的佛像,报告并未明确提出,仅言“每节树干铸一人,高髻,盘坐,双手执物”。其后,赵殿增、袁曙光两先生在《四川忠县三国铜佛像及研究》文中较详细地介绍了涂井M5、M14崖墓中出土的摇钱树及其杆上所铸佛像。涂井M5蜀汉崖墓出土摇钱树编号为M5:62。该摇钱树由树座、树身两部分组成。树座泥质灰陶,上塑一大二小共三龙盘旋其间。树身铜质,残甚,可见一些叶片和树杆。叶片饰有圆形方孔钱、璧、龙等题材。树杆由数节缀合而成。备受学界关注的佛像即位于每节树干的中部,像坐式,顶有肉髻,身着宽松大衣,双手举于胸前,右手前伸,掌心向外,似施无畏印。 据忠县涂井蜀汉崖墓发掘报告报道,M5出土俑65件。俑多泥质灰陶和红陶。所谓白毫像俑即为俑眉间有一圆突者。《大正新修大藏经》卷三《方广大庄严经》载仙人阿私陀(Aista)指出佛有“三十二像”和“八十种好”。“三十二像”中第四即为“眉间毫像,白如珂雪”。所谓头饰莲花俑即在俑的额、髻等部位簪饰莲花,所饰莲花有一朵或多朵。据忠县涂井蜀汉崖墓发掘报告的图文统计,在M5中,白毫像俑约有10数件,头饰莲花俑有约20件。少数陶俑是眉间既有白毫头上又饰莲花。根据陶俑的姿式及装饰,白毫像俑与头饰莲花俑可分为舞俑、抚琴俑、乐俑、说唱俑、操作俑、侍俑、仪仗俑等。其中的侍俑又可分为执镜俑、托盘俑等;操作俑又可分为提鱼俑、执锄俑、执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