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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律疏议》与唐初吏治 腐败和贿赂犯罪是国家官员利用非法占有的公共财产的严重经济犯罪。这是几千年来“官方标准”和“权力标准”社会的痛苦。惩治官吏贪污贿赂犯罪为历代统治阶级打击的重点, 有关的刑事立法相当完备, 其中成就较大的首推唐代立法。本文便拟以《唐律疏议》 (以下简称《唐律》) 为例, 对唐代的贪污贿赂犯罪进行初步探讨, 以资借古鉴今, 并探寻遏制当今市场经济体制下日趋严重的贪污贿赂犯罪的解决手段。 一 《名例律》规定的贪污贿贿罪构成要件 作为封建法律之集大成者, 《唐律》首次辟专章对贪污贿赂犯罪作了详细规定, 且为宋元明清所沿袭。 在具有法律总纲性质的《唐律》之《名例律》中, 对该类犯罪主要的几种情形作了总结性的原则规定, 并首次在法律条文中出现了六种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犯罪总称——“六赃”。“疏议”曰:“‘在律’、‘正赃’唯有六色:强盗、窃盗、受财枉法, 受财不枉法、受所监临及坐赃。自外诸条, 皆约此六赃为罪。”1其中, 受财枉法, 指官吏接受贿赂, 替行贿人作出歪曲法律的处断; (受财) 不枉法, 指官吏接受贿赂, 但没有为行贿人作出歪曲法律的处断;受所监临 (财物) , 指主管官吏接受下属吏民财物的行为;坐赃, 指官吏或一般人不是由于收受贿赂或盗窃的原因, 而是为公或为私收取不应收取的财物。上述四赃即属严格意义上的贪污贿赂犯罪的对象。 除此之外, 《名例律》还对准枉法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