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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裁判法律依据充分性说理的影响因素 一、 范某不因道路交通事故而致死亡赔偿纠纷案 司法裁决需要合理的依据和法律依据。1.这些依据也应充分理由地以声明文件为载体向公众展示。“重视裁判文书说理实质上是司法文明进步的体现,尤其是司法民主和司法理性的体现。”2经由上世纪末审判方式改革的推动,加强裁判文书说理不仅已形成司法的广泛共识,而且正成为彰显“以看得见的方式伸张正义”这一法理的生动实践。但笔者在经过深入考察后发现,现阶段的裁判说理仍然过于简单,尤其是对法律依据的引用、论证或说理,仍然显得过于粗糙。特别是在民事司法领域,类似于下面这则案例,法律依据引证、说理不充分,把“法律依据蕴藏在裁判文书之外”的情形并不少见。 [案例一]范某与龚某等人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上诉案(以下简称“范案”)。被上诉人范某驾驶的摩托车与邓某驾驶的摩托车相撞并造成邓某死亡。经某县公安局交警大队认定,两人负同等责任。一审法院根据事故的责任划分,判决范某承担50%的经济损失,计8万余元。龚某(邓某之母)等人上诉称,由于范某未依法购买交强险,故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即先在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11万元)予以赔偿,剩余的5万余元,再按双方责任来分担。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范某未依法购买交强险,上诉人在交强险限额范围内应获得的赔偿由被上诉人承担,超出部分再由双方按责任分担。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遂判决范某赔偿经济损失13.7万余元。 在该二审裁判文书中,法官对法律依据的引用和说理如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7条、第76条和《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保险条例》的相关规定,由于被上诉人未投保交强险,上诉人在交强险限额范围内应获得的赔偿应由被上诉人承担,超出部分再由双方按责任分担。” 但笔者细查上述法律规定并未发现有“机动车未投交强险的,发生交通事故时应先在交强险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超出部分再由双方按责任分担”此类的内容。进一步了解发现,这一判决实质上是根据J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以及该省高院颁发的《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答》作出的,其中都明确了先在交强险限额范围内赔偿,再按责任分担的赔偿原则。 在“范案”中,法官在说理时没有援引地方性法规(规章),而是使用了《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保险条例》“相关规定”这一模糊用语,做出了把“法律依据蕴藏在裁判文书之外”的选择,显然没有达到规范引证和充分说理的要求。为什么司法实践中时常出现这种现象?为什么法官没有把地方性法规(规章)作为裁判依据?在面对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以及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审判指导意见、内部会议纪要等纷繁复杂且可能互相矛盾、互相冲突的规范性法律文件时,法官在实践中是如何选择、如何适用、如何说理的?对法律依据的说理为何有时“欲说还羞”,影响法律依据充分性说理的因素有哪些?如何使法律依据的说理实现公开化、正当化?这些都是司法实践无法回避且必须认真思考和应对的重大问题。 二、 实践与理解：作为一种司法依据的复杂性 相对于刑事、行政案件而言,民事案件法律依据引用、论证或说理具有明显的复杂性,有必要先从认知到实践作一个简要的梳理。 (一) 民事裁判的法律依据不同 根据我国《立法法》第8条的规定,犯罪和刑罚的事项只能制定法律以及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刑事裁判的法律依据只能是全国人大、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刑法、刑事诉讼法、刑法修正案及相关的刑事立法解释;在行政审判中,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第52条和第53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以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为依据,并参照适用规章。而对于民事裁判的法律依据,民事实体法和程序法并没有给出清晰的答案,我国《民事诉讼法》第7条只是作了“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性规定。此外,依照《民法通则》第6条和第7条的规定,甚至政策和社会公德都可成为法律之外的审判依据。概言之,对于民事裁判的法律依据,国家立法采取了较为模糊的态度,并无统一且明确具体的规定;或者说采取的是开放式态度,在一些实体法中作了一些相应的规定,如合同法就规定了判断合同的效力必须要依据法律和行政法规。因此,判断一个民事行为的性质,可能要援引多个不同层级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可能要对一些相互矛盾的法律文件做出评判或选择。无疑,这将给民事裁判法律依据的说理增加了难度。 (二) 司法实践的变化 对于民事裁判法律依据的援引与说理,司法的立场是不断变迁和发展的,这从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有关司法解释中可以看出。 1. 涉及规章的回避 1986年10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发的《关于人民法院制作法律文书如何引用法律规范性文件的批复》(以下简称《批复》)指出,在审理民事经济纠纷案件时,应当引用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