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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魏王问医看廉政教育 古籍记载：魏文王问著名的名氏兄弟中谁是最好的医术。扁鹊答道,大哥最好,二哥次之,自己最差。魏文王不解,为什么扁鹊名气反而最大?扁鹊解释说,大哥治病,是治于病情发作之前,由于一般人还没体会到病痛就痊愈了,所以他的名气无法传出去,只有家人才知道;二哥治病,是治于病情初起之时,一般人以为他只能治疗轻微的小病,所以他的名气只限于本乡本土;扁鹊治病,是治于病情严重之时,一般人都看到他在经脉上穿针放血、在皮肤上敷药等大费周章的手术,所以认为他医术高明,名气因此传遍全国。 小故事折射出大道理:虽然从名气上来讲,亡羊补牢的扁鹊胜过未雨绸缪的大哥,但论医术,确实是大哥更高明。他于病情发作之前施治,成本小、痛苦少,选择的是廉价的治疗方案。同样的道理,对于廉政建设来说,事后惩治不如事前预防。 一个人堕落成腐败分子,往往有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一般来说,首先是思想上滑坡,经受不住灯红酒绿的诱惑。一念之贪,腐化堕落,一念之私,职权滥用。其次是行为上出格,总在下不为例中触到高压线、在推杯换盏中喝下迷魂汤,甚至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所以,纪检监察干部要从这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精心编织思想防范的网络,防止思想滑坡;另一方面重拳打造廉政行为防范的铜墙铁壁,防止行为出格。两方面结合,做好廉政建设的事前预防工作。 西汉时期政论家贾谊说:“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强调思想道德教育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教育预防在廉政建设工作中的作用也不容小觑。但教育不能一蹴而就,思想也不是一转念就形成的,它要贯穿人的一生,廉政教育也是如此,社会是个大染缸,随时接受洗涤才能不染淤泥。 廉政教育的形式直接决定了教育效果和质量。纪检监察干部要充分掌握职工思想动态和接受程度,采取见缝插针、灵活机动的方法,采用职工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廉政思想教育活动。可以借助资源,开展“六色教育”——红色教育(革命圣地)、白色教育(烈士墓地)、绿色教育(在大自然中陶冶情操)、粉色教育(贤内助座谈)、橙色教育(警示教育基地)、黑色教育(监狱),发挥资源的激励、熏陶、提醒和警示作用;借助媒体加大廉洁宣传力度,发挥耳濡目染的作用;借助仪式,如举行重温入党誓词仪式,发挥誓词对人的约束作用;借助人物,向廉洁先进人物学习,发挥榜样的带动作用;借助活动,组织廉洁格言征集、廉洁知识竞赛、演讲比赛和廉洁晚会等活动,发挥辐射作用;借助载体,营造浓厚的廉政氛围。使廉洁理念以“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入脑入心,防止思想滑坡。 春秋时期政治家管子说过:“有道之君,行治修制,先民服也。”古时治国理政,需要制度来管理,现代社会依然如此。新加坡政府享有廉洁政府的美誉,其反腐败的经验就包含“有一套严密而管用的反腐败法律”、“建立了严格的财产申报制度”、“出台了实用的廉政制度”等行为防范手段。抓廉政教育,也要从制度建设方面入手,在制度创新上下功夫,为干部职工廉洁从业划出“底线”,规定“红线”,架起“高压线”,重拳打造廉政行为防范的铜墙铁壁。 对于基层单位而言,制度建设尤为重要的是做到因地制宜、上下结合。把总方针政策、原则与基层实际结合,转化为更具针对性、可操作性的制度,确保制度管用、实用、接地气。实践证明,加强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是基层单位从源头上预防腐败的有效手段。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从梳理岗位职责入手,通过查找廉政风险、制定防控措施、建立长效机制等,把教育、制度、监督等手段集于一体,并落实到每个岗位、每个人身上。在此基础上,定期研究廉政风险情况,对廉政风险进行全面防控、重点防控,使职工在发生轻微违纪时就有人问、有人管,真正做到“没有问题早防范、有了问题早发现、一般问题早纠正、严重问题早查处”,实现廉政风险早发现、早处置、早防范的目的。在防控过程中,要注重全员参与,领导干部带头,以此作为行为准则、工作习惯。抓好廉政风险防控工作,能够使各项业务工作都沿着既定的正常轨道运转,可有效防范行为出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