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金陵的水景图.docxVIP

清初金陵的水景图 明末清初金陵绘画界极为繁荣。以“金陵山水”为中心的水景景观已成为金陵画家最突出的创作主题。“金陵八景”、“金陵十八景”自明末由朱之蕃发展为“金陵四十景”。其创作始于吴门画家,在明清易祚的特殊政治、文化环境之下,清初更多的金陵画家投入到“金陵胜景图”的创作之中。近几年来,一些学者开始从实景山水的角度切入到明清之际金陵画坛的研究,如杨敦尧的《图写兴亡:实景山水图在清初金陵社会网络中的意涵》将金陵实景山水放到清初特殊的政治、地理、历史等文化环境中,将这类题材作为遗民寄托民族情感、图写兴亡感慨的载体,在遗民的笔下,山水景物多涂上苍凉凄楚的主观色彩,构成主客观相冲突的“有我之境”,蕴含着深沉的沧桑之感与兴亡之恨。李珮诗的《明亡前后金陵胜景图象之研究——以松峦古寺为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明朝覆亡前后,金陵胜景图描绘方式与意义上的转变,并以“金陵八家”之邹喆最常用的“松峦古寺”为例,分析画家将金陵胜景转化成象征符号的现象,进一步探讨“松峦古寺”是否再简化为“松”的绘画语言,最后将邹喆的“松峦古寺”与其父邹典在明亡前所画《金陵胜景图卷》相较,分析在画艺因袭相近的情况下,明亡前后所绘之金陵胜景图像是如何呈现迥异的表达方式与内涵意义。从总体来看,这些研究都将清初的“金陵胜景图”笼统与遗民意识联系起来,把它们作为明遗民“图写兴亡”的载体,未充分注意到这些作品的差异及其背后隐藏的深刻社会文化背景的变化。其实,随着明末清初政治、文化环境的变化,不同画家在不同时期创作的“金陵胜景图”的创作背景、目的、胜景的选择与组合、内涵、意境、甚至风格之间都存在较大的差异,由此可以寻找出清初遗民情结在“金陵胜景图”中的聚散与消长,及其背后蕴藏的深刻的社会文化内涵,进而总结出明末清初金陵画坛的特色。 一、 南京早期的文化思想 南京古称“金陵”(意为金色的山),位于我国东南部的长江下游,北控中原,南制闽粤,西扼巴蜀,东临吴越;居长江流域之沃野,控沿海七省之腰膂。境内绵亘著宁镇山脉的西段,东北有钟山、栖霞山,西部有石头山;长江奔腾于西北,秦淮蜿蜒于东南,至古便有“龙蟠虎踞”、“负山带江”之称,孙中山先生曾盛赞道:“南京有高山,有深水,有平原,此三种天工钟毓一处,在世界之大都市,诚难觅此佳境也”,因此,从商周时期,南京就是江南吴国文化的重要区域。后来,孙吴,东晋,南朝宋、齐、梁、陈及南唐先后建都于此,因此,此地古寺名刹,名胜古迹众多,有所谓“南朝三百六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明朝开国即定都南京,明太祖朱元璋在此修建了世界第一大城垣,一条长达35.267公里的砖石城墙环绕其间,为世界第一大城垣(其次巴黎、北京)。明代南京城墙墙基用条石铺砌,墙身用10厘米×20厘米×40厘米左右的大型城砖垒砌两侧外壁,中间夯土,所用之砖由沿长江各州府的125个县烧制后运抵南京使用,每块砖上都印有监制官员、窑匠和夫役的姓名,其质量责任制之严格可以想见。城墙沿线共辟十三座城门,门上建有城楼。“靖难之役”后,虽迁都北京,但南京仍保留了完整的官僚机构。南京的经济地位亦十分重要,由于土地肥沃,出产丰富,加上扼交通要冲,在明代已发展成重要的经济中心。王正华在《过眼繁华——晚明城市图、城市观与文化消费的研究》一文中通过成书于万历三十七年(1607)的《海内奇观》中的《金陵总图》、明人所绘《南都繁会图》卷和朱之蕃所编《金陵图咏》等阐述了南京作为一座完整城市的独特性。与中国其它城市不同,南京城内有山有水,因此,南京很多名胜古迹都在城内,其余的也散落在离城市不远的地方,“金陵胜景”自然成为南京城市的历史与文化的象征。 明代后期,尤其是进入17世纪后,南京作为东林党和复社的主要活动地,其作为全国文化重镇的地位再一次突现出来。金陵本地的文士开始占据金陵的主导,他们具有明显的金陵本土意识。在金陵文士中,以顾起元为代表,他不仅反对董其昌的复古倾向,而且对于金陵已经流行了一段时间的苏州文派品味,一种流于细腻文雅而清淡的美感趣味表示了质疑。出于金陵地方意识,他在文艺品味中追求新奇的趣味,特别推重来自福建的吴彬的成就。吴彬和来自浙江宁波的高阳的奇景山水影响到魏之璜等金陵本地画家的创作。很可能是受西洋绘画的影响,吴彬及金陵画家都喜欢搜集地理奇观,曾以《千岩竞秀》为题绘制长卷作品。“金陵胜景图”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出现的。 作为六朝古都,南京拥有众多名胜古迹,为历代文人所吟咏,但直到明洪武年间,才由史谨首先在《独醉亭集》中才提出“金陵八景”的概念。由诗歌转换成图像则迟至明代中期,最早见于记载的“金陵胜景图”并不是由金陵本地画家创作的,而是吴门画家文征明(1470~1559)游金陵后创作的《金陵十景册》,但画已佚,十景的名称及面貌均无法查找。现存最早的“金陵胜景图”是明嘉靖年间(1 52 2~1 5 6 6),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