凉山彝族社区矫正的实证研究.docxVIP

凉山彝族社区矫正的实证研究 社区矫正作为一种新的执行刑罚方法，自2003年的试点实施到2009年的全国范围内已有推广，2011年的刑法和刑法正式确立为法律制度，并在中国经历了十年的发展过程。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无论是从理论研究还是实际运作,对少数民族聚居区的社区矫正都鲜有涉及。彝族在数千年的文明发展进程中形成了传统道德价值观和民间习惯法对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教育矫治的独特方式。凉山彝族自治州地处四川西南部,是中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亦是四川省民族类别最多、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地区,自2012年底,总人口为487万,其中彝族人口243.6万,占50%。凉山彝族独有的民族性、地域性和历史性,使其在宗教、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都极具代表性。选取凉山彝族社区矫正的试点进行实证研究,既体现了社区矫正人员复杂化、多样化的特点,也反映出社区矫正本土化、区域化的个性。 一、 矫正工作的扩大与发展结合,逐步建立在城市社区和农村社区之间的衔接 2005年,四川省被列为第二批社区矫正试点地区,2009年四川省根据“两院两部”《社区矫正实施办法》和四川省“两院两厅” 《四川省全面开展社区矫正工作实施意见》的要求,先后在西昌、会理、会东、甘洛、喜德、盐源、宁南、冕宁和雷波9个县开展了社区矫正工作。其中,甘洛、喜德和雷波是典型的彝族聚居县,彝族人口分别占65.3%、85.3%和53%。 自开展试点工作以来,凉山彝族自治州分步推进社区矫正工作。从当前试点县市运行情况来看,社区矫正工作的推行主要有以下特点: 第一,社区矫正主要在城市社区运行。社区矫正的基础平台是功能完善的社区,在凉山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和民族大杂居的局面决定了社区发展的差异性,在城市社区与农村社区,以及城市社区和农村社区相互之间的发展都存在较大的差距。尤其一些地处偏远,环境恶劣的彝族聚居村落尚未形成现代意义的社区,这些地方根本不具备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基本条件。当前,社区矫正工作主要在县城以及部分城乡结合部的乡镇社区开展。 第二,社区矫正一般与安置帮教、基层法治服务合为一体。依据《刑事诉讼法》第258条规定: “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假释或者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依法实行社区矫正,由社区矫正机构负责执行。”当前各地的司法局担负了社区矫正的职责,但凉山的大多司法局没有设立专门的社区矫正机构, 一般由县司法局的基层管理科负责社区矫正工作。而分布在各乡镇的司法所更面临人员不足的矛盾,据统计,目前凉山100多名司法助理分布在600多个乡镇,由于条件艰苦,很多地方出现无人所的局面,即便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如西昌、会理等,社区矫正一般也与安置帮教、基层法治服务等工作融为一体。 第三,结合彝区实际,进行了邀请“德古”参与对彝族矫正对象帮教的尝试。在凉山,纳入社区矫正人员的少数民族大约占30%左右,其中主要以彝族为主,在已经开展试点的县市,都在一定范围内采取了专门针对少数民族罪犯的特殊矫正措施,如西昌所辖彝族乡大箐乡、巴汝乡等都进行了邀请“德古” (“德古”是彝语音译,指彝族群众中有较高威望,熟悉彝族民间习惯法,专门从事彝族民间纠纷调解的中间人) 参与对彝族矫正对象帮教的尝试。 二、 通过分析彝族居住区的困难 (一) 社区结构和社区功能的现状及制约因素 在两高两部发布的《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第3条中规定:“县级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机构对社区矫正人员进行监督管理和教育帮助。司法所承担社区矫正常工作。”虽然,按此规定社区矫正是国家机关的司法行政活动,但行刑社会化的基本单位是社区,显然,社区功能的完善度和社区发育的成熟度直接影响社区矫正效果的发挥。彝族聚居区由于受地域条件、经济水平和文化教育等诸多因素的制约,与发达城市相比,社区建设存在明显差距,主要表现为社区结构复杂、社区发展不均衡、社区功能不健全等。在凉山,以人口地域分布为标准,存在多民族杂居的城市社区、城乡结合部的多民族杂居的乡镇社区和以彝族聚居为主的农村社区等形式,而这三类社区在发展上都有一定局限:城市社区缺乏相对独立的自我管理体制,公众社会参与度不高;乡镇社区服务体系不完善,社区基本功能发挥不足;彝族聚居为主的农村社区村民居住分散、经济落后,尤其在比较偏远的山区,根本就不存在现代意义的社区,面临经济发展与社区构建的双重任务。从全国范围来看,无论是北京模式中的公益社团———“阳光社区矫正服务中心”,还是上海模式中的民办社团“新航社区服务总站”,都与社区环境的营造和社区资源的利用密切相关。而像当前彝族聚居区这样的社区基础,根本无法适应社区矫正的发展要求。 (二) 社区矫正的日常管理以司法所承担,也和少数民族地区普遍存在 虽然,刑法与刑事诉讼法已经将社区矫正列为我国一项正式的法律制度,但在实际运作中与之配套的仅有《社区矫正实施办法》,从而导致司法行政工作在推行中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