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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与乐贺拉斯的审美价值生成与传承 他是罗马早期奥古斯都时代的著名诗人，也是一位有重要影响的剧作家。他的成就主要是讽刺诗和抒情诗,主要作品有:《讽刺诗集》二卷、《长短句集》、《歌集》四卷、《世纪之歌》。他的文艺思想主要包含在两篇诗体书简中,一篇是《上奥古斯都书》,另一篇是《致皮索书》,后者又被称为《诗艺》。“诗艺”主要是他的诗体《书信集》第二卷中的第三封信,是写给罗马贵族皮索父子的。“诗艺”的名字是百年后由罗马修辞学家、演说家昆蒂良(约35~95)加上去的。它的内容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总论文艺创作的一般原则;第二部分讨论诗的种类和规则,主要讲戏剧,尤其是悲剧;第三部分讨论诗的作用、诗人的天才以及批评的重要性。《诗艺》是自亚里士多德以来,保留最完整的诗学文献,是理论联系实际,以解决罗马文艺发展道路,是提出古典主义美学理想的奠基之作。在文艺理论史和美学史上,其影响仅次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被称作“古典主义的第一部经典”。 罗马帝国初期,屋大维提出了重振道德和民族精神的要求。虽然罗马文艺兴起于公元前一世纪,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诗歌创作中,存在着严重的一味讨好观众、追求新奇、随意乱写、胡拼乱凑等等不良风气。为此他思考并提出了自己的主张。贺拉斯在《诗艺》中提出的有关诗的作用的一个重要观点——“寓教于乐”,即诗应带给人乐趣和益处,也应对读者有所劝谕、有所帮助。“教”,既指社会道德教育,又指文化开发,诗的“教”的功效应是崇尚美德、简朴、正义、秩序和法律,应促使人接受文明,为人神划界,为夫妇立定礼法。教是目的,教必须通过乐的手段才能实现,教化功能在诗和艺术作品中不应脱离使人获得愉悦的具体形象,欣赏者总是在审美体验和审美感受中得到陶冶、教化的。“寓教于乐”思想对18世纪启蒙运动以及古典主义的文艺理论和文艺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今仍是衡量艺术作品优劣的标准之一。 贺拉斯明确肯定了文艺既具有教育功能,又具有娱乐功能,并对二者采取并重的态度。“教化”在思想史上包含着原型与摹本的双重含义。柏拉图认为,现象世界只是理念世界的摹本,只有原型是永恒不变的真实世界。亚里斯多德虽然承认现实世界的真实性,但是他的质料与形式说仍然是原型与摹本关系的变形。质料如果没有形式的统摄,是杂乱无章的,只有经过形式规定的质料,才能由可能性变为现实的东西。教化观念的产生受到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哲学的影响。 “教”,从广义的范围来说,应该包括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社会意识和个体意识的综合。如果从文学创作的实际过程来看,“教”应该是诗人(创作者)表达自己的目的意识或情感,而这也是欣赏者(接受者)的对象。当这种意识外化为诗(艺术作品),它就在文学交流中、在审美意识交流中起到中介作用。从诗人创作的审美意识到诗(艺术品)的过程是一个创作的过程,它由一个个具有诗人个性特点的意象融合成意境,从而达到朱光潜先生的“诗境”。这种物化结构形成固定的“诗境”结构,这个结构在诗(艺术品)的意境的结晶物的笼罩下,并且最终在欣赏者的头脑中外现为诗境。这个诗境首先在诗人的头脑中呈现,然后由语言、文字、节奏等因素“物化”成诗。诗,就是审美价值发生、展开与实现的中介,是诗人的思想与感情熔铸的“一度审美”的“教与乐”,此时,也在欣赏者的“二度审美”中重现为“教与乐”,在读者的头脑中得到价值的传承。此时诗人的情趣和意象都会在诗中体现。诗人就乐在其中。这样,作品的审美价值、艺术价值就实现了,传统意义上的“教”与“乐”也就整体地实现了。“诗人之乐”并不是“读者之乐”,这个“乐”要传达,就需要采取一些具体的形式或结构,如语言风格、时人的欣赏趣味等等,这样才容易被人们接受。在“诗人之乐”通过诗(艺术品)传递给欣赏者时,同时“诗人之教”也得以传达。可以说,教和乐在诗人的思想中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这个整体的传达就要作品以欣赏者“喜闻乐见”的方式或内容为条件,这就是接受者之乐。此“乐”也是“诗人之乐”再现的前提,也是“诗人之教”影响欣赏者的前提。否则,没有接受者之乐,诗人的教与乐都难以实现。这也就是诗人的“一度审美”在欣赏者的“二度审美”中得以实现,以诗人的各种目的和意识为内容的“教”才能内化为欣赏者以“乐”为条件的目的和意识。正如李健夫教授说的:“艺术家一度审美中的艺术创造与表现为欣赏者的二度审美提供了对象,可以说二度审美是对一度审美的再审美,是一度审美价值实现的再实现与价值增生过程。”306“寓教于乐”说,也揭示了艺术的本质特征:艺术中所包含的普遍性的真、善、美必须通过明晰的个性化转化为个体感性可以直接接受的形式,艺术作品必须是形式与内容的美的融合统一。诗人如果想做到“寓教于乐”,要加强自身的人格修养和心灵净化,同时应严肃对待艺术创作,遵循特定规范,既顺应读者的习惯,又左右读者的心灵和审美情感,引导读者趋善避恶。 柏拉图只看重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