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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地巫儿婚俗考论 据班固《汉书地理志》记载，齐地“女巫”的婚姻开始于桓公兄弟的帮助下，学者们成为了朋友。此前，包括先秦文学在内的许多关于“无妻无妻”的记载是没有存在的。否认“女巫”的婚姻习惯与桓公有关。那么齐地盛行的“巫儿”婚俗究竟是始于齐襄公还是齐桓公, 是什么原因导致众多学者众口一词赞同《汉志》之说, 而对先秦文献的有关记述熟视无睹呢?目前学术界对此要么根据《汉志》, 认为“巫儿”婚俗始于齐襄公, 要么不置可否。本文以文献记载为依据, 本着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 提出“巫儿”婚俗始于齐桓公的看法。下面就此加以考辨, 以求证于方家。 一、 表现在“巫儿”婚俗 齐国“妻姑姊妹不嫁”的事实始于春秋时期, 此后相衍成风, 而为“巫儿”婚俗, 直到汉代仍在齐地流行, 此一事实已为学术界所认同。而最早记载齐“巫儿”婚俗始于齐襄公的是班固《汉书·地理志》:“始桓公兄襄公淫乱, 姑姊妹不嫁。于是令国中民家长女不得嫁, 名曰‘巫儿’, 为家主祠, 嫁者不利其家, 民至今以为俗。” 《汉志》认为“巫儿”婚俗始于襄公, 可谓言之凿凿。但是细细琢磨, 不免令人生疑。作为史家, 写史应力求文字精炼。而后世史家评论《汉书》也是这么认为的:“言皆精炼, 事甚该密。”班固在“襄公淫乱”之前, 却为何一反常态, 不吝冗赘, 特加“桓公兄”三字。班固难道搞不清楚襄公乃桓公之兄, 还要特意点明, 抑或担心后人不知, 特加补充说明。恐怕这两者都不是, 班固在这里就是要明确告诉后人, 齐“巫儿”婚俗与桓公无关, 只是其兄襄公所为。事实果真如此吗?班固这么做的目的何在呢? 众所周知, 齐桓公乃是春秋五霸之首, 攘夷狄, 宗周王, 九合诸侯, 一匡天下。齐桓公的功业深得孔子赞誉, 称其“如其仁”。这么一个为圣人所称道的仁者, 怎么会与“淫于骨肉”的禽兽之行联系在一起呢?我们知道, 班固是一个恪守儒家正统思想的史学家, 他决不会容忍将淫佚骨肉之事安于齐桓公身上。尽管我们无法考证班固这么做的具体原因, 但从比班固仅年长五岁的王充的论述中, 不难看出东汉儒者对于此事的普遍看法。据王充《论衡》记载:“传书言齐桓公妻姑姊妹七人, 此言虚也。夫乱骨肉, 犯亲戚, 无上下之序者, 禽兽之性, 则不知伦理。案桓公九合诸侯, 一 (正) [匡]天下, 道之以德, 将之以威, 以故诸侯服从, 莫敢不率, 非内乱怀鸟兽之性者所能为也。夫率诸侯朝事王室, 耻上无势而下无礼也。外耻礼之不存, 内何犯礼而自坏?外内不相副, 则功无成而威不立矣。世称桀、纣之恶, 不言淫于亲戚。实论者谓夫桀、纣恶微于亡秦, 亡秦过泊于王莽, 无淫乱之言。桓公妻姑姊妹七人, 恶浮于桀纣, 而过重于秦、莽也。《春秋》采毫毛之美, 贬纤芥之恶。桓公恶大, 不贬何哉?鲁文姜, 齐襄公之妹也, 襄公通焉。《春秋》经曰:‘庄二年冬, 夫人姜氏会齐侯于郜。’《春秋》何尤于襄公, 而书其奸;何宥于桓公, 隐而不讥?如经失之, 传家左丘明、公羊、谷梁何讳不言?案桓公之过多内宠, 内嬖如夫人者六人, 有五公子争立, 齐乱, 公薨三月乃讣。世闻内嬖六人, 嫡庶无别, 则言乱于姑姊妹七人矣。” 在王充看来, 齐桓公之所以不可能做出淫于骨肉的恶行, 是因为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 桓公作为春秋五霸之首, 所成就的功业和本人所具有的德威与淫乱骨肉的禽兽之行不相符。其次, 像桀、纣、亡秦与王莽等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恶者都没有淫于亲戚的记载, 况且襄公与其妹通奸在《春秋》里都有记录, 而桓公“妻姑姊妹”的大恶, 《春秋》经传为什么不载, 只能说明桓公无此恶行。最后, 先秦文献说桓公“妻姑姊妹七人”, 是由于桓公有内嬖如夫人六人, 再加上王后正好七人, 齐桓公以“嫡庶无别”, 同等待之的态度, 给人造成了“乱于姑姊妹七人”的印象。 既然“至今民以为俗”的“巫儿”婚俗, 不是始于齐桓公, 甚至与桓公一点关联都没有。那么毕竟得有个来源和承担者。于是, 班固采取移花接木的手段, 把本属桓公之事的“巫儿”婚俗嫁接于其兄襄公身上。而桓公之兄襄公, 与桓公一样都有污行, 不仅好内多内宠, 而且与其姊妹相通。这为班固把本始于齐桓公的“巫儿”婚俗移嫁于襄公奠定了口实。襄公私通其妹, 《左传》桓公十八年有明确记载, 此事在司马迁的《史记》里描述的更为具体。“四年, 鲁桓公于夫人如齐。齐襄公故尝私通鲁夫人。鲁夫人者, 襄公女弟也, 自釐公时嫁为鲁桓公妇, 及桓公来而襄公复通焉。鲁桓公知之, 怒夫人, 夫人以告齐襄公。齐襄公与鲁君饮, 醉之, 使力士彭生抱上鲁君车, 因拉杀鲁桓公, 桓公下车则死矣。鲁人以为让, 而齐襄公杀彭生以谢鲁。”此外, 襄公兄妹私通幽会之事在《春秋》经传和《诗经》等史籍中还有多处记载, 史者多有考述, 此不赘述。 正是因为齐桓公兄襄公淫于骨肉之事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