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左传》三桓分公室史料补遗.docxVIP

《春秋左传》三桓分公室史料补遗 《春秋左传》记载了襄公十一年鲁三桓的“三分宫”。赵公五年的“四宫”是春秋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所有对先秦历史的研究、古代历史的分类以及对先秦经济、军事和历史政治的研究都应该参与这个问题。但是对于《左传》中与此事件有关的史料,古今学者的解释多有出入,甚或大相径庭。因而,在梳理诸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推敲《左传》有关记述的本意,弄清史实,实是引据这一史料的前提。本文仅就《左传》有关三桓分公室的史料中几个主要问题简要地谈一些看法,请史学界同志匡谬。兹将《左传》中有关的记述撮录如下: “十一年春,季武子将作三军,告叔孙穆子曰:‘请为三军,各征其军。’穆子曰:‘政将及子,子必不能。’武子固请之。穆子曰:‘然则盟诸?’诅诸五父之衢。正月,作三军,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毁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无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为臣,若子若弟;叔孙氏使尽为臣,不然不舍。”(《左传》襄公十一年)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军,卑公室也》毁中军于施氏,成诸臧氏。初作中军,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尽征之;叔孙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择二,二子各一,皆尽征之,而贡于公。”(《左传》昭公五年) 以下按上引传文的顺序略加论述。 (一) 征兵、征赋与征马 三军,即上、中、下军。由昭公五年传追述所言“初作中军”,知季武子欲作三军,实际上是改变原来上、下二军的军制为上、中、下三军。但原既有二军兵力,作三军是补充一军兵力,何以要言由三家“各征其军”,即“征”三军呢?盖原有二军兵力要由三家分之(参见下文),必不可各保旧制,需重新改组,原二军战士亦要经重征加入新改建的三军中,此其一;再者,春秋时代公室寓兵于国人中之士、农,平时的常备军主要是士中的武士,而取自农民的在编士兵,平日务农,需要时仍要临时征发,由于军队按地域编制,故立可成军,此其二;同时旧有二军之兵力当不足以成三军,所以也要扩征兵力,此其三。故传文言征三军。 以上主要就征兵役而言,但当时征军并不仅限于征兵役。春秋时代征军谓之征赋,例如《左传》僖公十五年吕甥提出“征缮以辅孺子”,于是晋作州兵,杜预注:“征,赋也。缮,治也。”《左传》昭公五年:“韩赋七邑,皆成县也。”杜预注:“成县,赋百乘也。”乘在这里是指军队一种编制(见下文)。《左传》襄公二十五年:“量入修赋,赋车籍马,赋车兵、徒兵、甲楯之数。”可见赋包括兵役与军需两项。故《汉书·食货志》言:“赋共车马甲兵士徒之役。”《汉书·刑法志》言:“税以足食,赋以足兵。”但古今学者有以为军赋内的车、马、武器、甲胄等军需,并不出于务农之民,实由上供之,所征收的只是谷物,用以备军需。童书业先生补论之,以为这些军需“必赋物或原料于民而上使工为之,使牧圉等畜殖之耳”。故军需之赋或为谷物,或为原料、刍料。所以言征三军,除了因为需征兵役外,还因为三家必要各征一部分军需,用以组建新军。 三家所征军赋如何出?《左传》哀公十二年:“用田赋。”《国语·鲁语下》:“季康子欲以田赋。”韦昭注:“田赋,以田出赋也。”知在此以前鲁之赋不以田出。据《左传》成公元年,鲁为增甲士“作丘甲”,同年经文杜预注引《周礼》曰:“四邑为丘。”知鲁在按田出赋前确是以地域组织为征收军赋的单位,类似于昭公四年郑子产作丘赋的方式。所以三家“各征其军”,应当各有其征军赋的地域范围,亦即三家各垄断一块地域的军赋。 (二) 叔孙阻之当为“尊国”的原因 叔孙穆子阻止季武子作三军曰:“政将及子,子必不能。”“子必不能”,杨伯峻先生以为是叔孙恐季氏专权,这当是内情。季武子以公卿身分欲作三军,名义上是为鲁国作军,刘逢禄《箴膏肓评》言:“作三军必以尊国制为名也。”可从。故叔孙阻之亦必当以尊国为由,其言详见于《国语·鲁语下》,《左传》杜预注义稍异,但共同点是皆以为:叔孙是以鲁国与霸主国之间的利害关系为由而阻止季孙,此应是“子必不能”之原义。阻止未成,叔孙使与盟,究竟所盟为何,诸家均未深论。《左传》昭公五年记曰:叔孙穆子卒,季武子“以书使杜泄告于殡,曰:‘子固欲毁中军,既毁之矣,故告。’杜泄曰:‘夫子唯不欲毁也,故盟诸僖闳,诅诸五父之衢。’”由此可知,此盟诅之内容是要季武子保证既作中军即不能再舍之(实即不毁三军之制),履行三家各掌一军的诺言。故杜预注:“穆子知季氏将复变易,故盟之。”是有道理的。此当是叔孙穆子既不能阻止季氏作三军,在势在必行的情况下,为遏止季武子复变易而独揽军权的手段。 (三) 公室军赋与“国家征军” 何谓“公室”?公即国君。室,在西周曾用为族的基本单位,如《诗·周颂·良耜》:“以开百室,百室盈止。”郑玄笺:“百室,一族也。”到春秋时代,公有“公室”,大夫也有室。“室”在这里仍包含有亲族组织之义,如《左传》桓公二年:“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侧室实即卿大夫宗族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