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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音乐的收集整理 中国民族音乐的收藏、分类和编纂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早在公元前17世纪的周代就有对民间文艺的收集工作。据《礼记·王制篇》记叙:“天子五年一巡狩, 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汉书·艺文志》有“古有采诗之官, 王者所以观风俗, 知得失, 自考证也”的记载。《史记·孔子世家》也有这样一段叙述:“古者诗三千余首, 及至孔子去其重……取三百五篇”。这里所说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收入的305首作品, 就是从当时周王朝派人到民间采风, 对收集到的3000余首诗歌经过整理, 由孔子于公元前484年编选而成的。其中十五国风占160篇, 绝大部分是周初到春秋中叶流行的民间歌谣。这些民谣和诗歌一样, 最初是和音乐紧密结合着, 在当时都是能歌唱的。只是收集整理者那时尚无记谱的技能, 故仅记录了歌词 (即《诗经》中的诗文) 。这本诗歌总集, 原只称诗, 后世将其当成“经”看待, 称之为《诗经》, 足见收集整理工作的重要价值。到了秦汉时期, 西汉惠帝 (公元前194～188年) 设置音乐官署“乐府令”, 至汉武帝 (前140年) 建立乐府, 除掌管朝会宴飨、道路出行时所用的音乐外, 还兼收民间诗歌和乐曲。这种收集整理民间文艺的传统一直延伸到后世, 取得了累累硕果。其中突出的有明代朱权 (1378～1448年) 所辑《神奇秘谱》、清乾隆时期编纂传统声乐曲集《新定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等, 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特别是新中国成立50年来, 对传统音乐的收集整理及研究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更是成绩巨大。 新中国成立后, 政府文化部门、中国音乐家协会及各地音乐研究机构、音乐院校, 组织了大批音乐家深入各地采风, 收集了许多珍贵的传统音乐资料, 出版了一批经过整理的各种传统音乐曲集。在此基础上, 1960年8月, 由中国音乐家协会与中国音乐研究所、音乐出版社联合发起编辑《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各地音协积极行动, 至1964年, 先后有福建、辽宁、上海、四川、河南、山东、河北、山西、湖南、湖北等省 (市) , 在采录、编辑方面做了许多力所能及的工作。但由于当时的政治氛围和文化环境并不利于收集整理民族音乐遗产工作的开展, 特别是随后不久爆发了“文化大革命”, 这一工作便半途夭折。 “文革”浩劫结束后不久, 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各项工作得以蓬勃发展, 收集整理民族音乐遗产的工作再度提上了议事日程。为此, 1979年7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和中国音乐家协会联合发出《收集整理我国民族音乐遗产规划》的通知。 《规划》指出:“我国民族民间音乐遗产极为丰富。……收集整理我国民族民间音乐遗产, 是件十分艰巨、复杂, 而又细致的工作, 应首先根据各地具体情况, 按照轻重缓急, 分门别类制定规划, 做到有计划、有步骤和系统、全面的收集。”为此, 明确提出编辑出版中国民族音乐集成的具体规划, 在全国各地区、各民族范围内全面展开了《中国民间歌曲集成》 (吕骥主编) 、《中国民族民间器乐集成》 (李凌主编) 、《中国戏曲音乐集成》 (周巍峙主编) 、《中国曲艺音乐集成》 (孙慎主编) 的编纂工作。 笔者于80年代初奉调到中国音乐家协会, 在吕骥等老音乐家的指导下, 与同仁们一道, 具体从事此项工作。我们从制定编辑方案、记谱规范, 召开各种编辑业务工作会议到审定各地方卷, 参与了中国民族音乐集成编辑工作的全过程。经过大家的艰苦努力, 现在四部民族音乐集成已完成并出版了大部分, 这四部120卷的煌煌巨著可望在21世纪初全部出版面世。 参加集成工作, 对笔者来说, 是学习我国丰富多彩的民族音乐遗产的大好机会, 深感收集整理我国民族音乐遗产的意义重大。这些闪烁着熠熠光彩的民族音乐文化的明珠瑰宝, 不仅显示出我国源远流长的民族音乐的艺术魅力, 而且对建设我国未来的新音乐文化, 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收集整理中国民族音乐遗产工作前前后后进行了将近50年, 终于在改革开放后的20年里取得了重大成果。 笔者作为改革开放后参加集成工作的一员, 感慨良多, 现以集成工作为重点做一些回顾, 并论及自己对集成编辑学的粗浅认识, 就教于各位方家。 一 民族音乐的组织编纂 中国民族音乐集成编纂工作得以在我国伟大的改革开放事业起步后顺利进行, 绝不是一个偶然巧合的历史现象。 这里, 不能不提到吕骥、贺绿汀、周巍峙、李焕之、孙慎、李凌、赵等老一辈音乐家, 他们几十年来为抢救整理我国民族音乐遗产做出了许多努力和贡献。特别是吕骥同志为民族音乐集成所做的创导性工作。长期以来他一直在架构如何继承和发展我国的民族音乐事业, 并为此进行了从实践到理论的探讨。早在1941年, 吕骥撰写的《中国民间音乐研究提纲》 (以下简称《提纲》, 见《中华音乐采风录》第1页,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4年8月出版) , 就对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