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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农军歌创作手法的新变化 一 地方越界的“新书写” “农民军歌”一词来源于陈怀国20世纪90年代在《昆仑》第四版上发表的小说《农民军歌》。小说描写了一户农家五个儿子, 为当兵改变在土里刨食的命运所作的种种艰辛努力, 最终四个儿子希望破灭仍在农村讨生活, 小儿子终于得以提干实现了出人头地的梦想, 然而他活得并不轻松……其实从1988年刘震云发表《新兵连》开始, 军旅小说创作中就陆续出现了一批类似题材的作品, 形成了一股创作潮流, 在当时军旅文学创作相对低迷的情况下格外引人注目。评论界发现陈怀国的小说题目正好起到一言以概之的作用, 从此把这些反映农家子弟在军中艰辛奋斗的军旅小说称为“农家军歌”。 军旅文坛出现这种创作现象并不完全是偶然的。80年代未,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 中国社会处在一个经济转型期。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使社会心理产生了某种失重感, 反映在文学作品中, 就出现了从“崇高”走向“凡俗”, 从“英雄主义”走向“英雄消解”的趋势。人们发现小人物、生活化题材的具有很大的开掘价值, 因此地方文坛上的“新写实”思潮应运而生。作家池莉、刘震云等的小说不再像以往的现实主义小说那样怀有理想与亮色, 而是放逐理想、解构崇高, 用灰色的笔调还原平庸的生活本相。本来军旅文学有自己的圈子已然自成一家, 但它的特殊并不意味着与文坛绝缘, 文坛的风不可避免的吹向它。在大环境的影响下, 军旅作家创作的小说也出现了“新”的特色, 它与“新写实小说”一样具“视点下沉”、“正视恶”、“探究生存本相, 展示原色魄力”的美学特征。可以说, “农家军歌”就是“军旅新写实”。 90年代初期“农家军歌”的创作蔚为壮观, 刘震云的《新兵连》、陈怀国的《毛雪》、《农家军歌》、《无岸的海》、《黄军装黄土地》、阎连科的《中士还乡》、《和平雪》、《和平寓言》、《夏日落》、《从军行》、张惠生《川味石》等小说是其代表。他们这类作品的主人公往往是农民出身的连队基层士兵、军官, 早年在农村痛苦的生活记忆使他们从来没有当将军的奢望, 当团长的一闪念也仅是个不切实际的梦想。他们只有一些实实在在的愿望, 就是企盼通过参军能入党、提干、老婆孩子随军, 从而改变一辈子当农民的生存命运。然而, 僧多粥少的局面让这个愿望的实现是那么的遥不可及, 于是残酷的竞争开始了:请客送礼、明争暗斗、尔虞我诈、机关算尽……他们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周旋造成长期的紧张、焦虑直至疲惫不堪。尽管这些农家子弟为自己卑微的目标付出了所有的努力, 然而最终结果却多半不如人意――能提干的毕竟少之又少, 大多数满怀梦想的青年不得不再次回到家乡那片贫瘠的土地。此时“农家军歌”的吟唱苦涩而酸楚, 其声也哀、其情也悲。 “农家军歌”的创作者多为农村藉军旅作家, 这种身分对他们的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只要看看阎连科写自己家乡的“谣沟系列”就知道这些农家子弟曾经生活在怎样酷烈的环境;看看陈怀国的《毛雪》就知道一个普通农家孩子想当上兵要付出多少心酸, 就是真正到了部队还要面对许多竞争。所以“农家军”背负着沉甸甸的希望, 一刻也不敢放松。当这些作家终于“成功”的实现一定的人生目标而回首往事时, 当年农村的贫苦生活还记忆犹新, 为当兵挤破头的情景还历历在目, 或许再加上军队中的凡人俗事也不如想象中那样的完美无缺, 于是有感而发诉诸笔端, 这一下笔就是新愁旧恨双管齐下、一泄千里。由于作家们对这些记忆和感受的刻骨铭心, 他们笔下的故事和人物得以在天然的质朴中, 展现出浓郁的现实生活气息和真挚的情感力量。他们那种“视点下沉”的底层关怀精神, 真切地反映了农家子弟兵的生存景况, 它们的真实引起相当一部分读者的共鸣, 不少人因此为作者的勇气表示赞叹, 并肯定了“农家军歌”对军旅题材创作的突破意义。 二 “新书写”的文学特征 与“新写实小说”的命运如出一辙, “农家军歌”也是在短暂的轰动之后遭遇众多批评之声。军旅评论家张志忠认为:“在对这一批文学新人作过多鼓吹和称道后, 现在是该向他们亮黄牌的时候了。”作家黄国荣说:“‘农家军歌’只能是一支小小的插曲, 唱多了只 会把军人越唱越卑琐。”之后但凡提到“农家军歌”, 都会在寥寥数语的肯定“突破”意义之后指出它们的种种缺陷与不足。那么到底是哪些不足引起了评论者对“农家军歌”众多的诟病呢? 我们知道军旅小说是小说中最为特殊的一分子, “它的内涵和外延显然不仅止于一种文学题材的划分界定, 而是包蕴了一种特定的主流意识形态色彩。”既然是或多或少的表现“主流意识形态”, 那么它们应该表现“爱国主义”、“英雄主义”并“为政治服务”。事实也如此, 比如“17年战争小说”它们壮阔如史诗, 于凝重大气中洋溢着高昂的英雄主义、浪漫主义和乐观主义。其中的农民军人形象, 如雇农出身的苦大仇深的杨子荣, 他深入虎穴智取坐山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