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的暴风雨论大历十才子的形成及诗歌的思想内容.docx

心灵的暴风雨论大历十才子的形成及诗歌的思想内容 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爆发的叛乱将唐代社会带到了一个苦难时期，繁荣的唐朝末年衰落。在这场浩劫中, 士人普遍经受了战乱流离之苦, 对国家、对人生、对历史都获得了一种深刻而惨痛的体验。当他们将这种体验表达于文学形式, 文学就经历了一次洗礼, 进入了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变革时期, 文学史上习惯称之为中唐。大历十才子便是活跃在中唐前期的重要诗人群体。据姚合《极玄集》记载, 他们是钱起、卢纶、吉中孚、韩翃、李端、耿湋、崔峒、司空曙、苗发、夏侯审。从整个文化走向与历史背景来看, 大历十才子的聚合与成名正是安史之乱后进士阶层再度活跃的表现, 是代宗一朝政治中心由武士向文人转变的产物。代宗与肃宗不同。肃宗因乱得位, 不尽合法, 政治神经比较脆弱。只以私权保其位, 内听张皇后, 外任宦官李辅国, 自己在政治上并没有什么新作为。代宗为太子时一直处于平乱前线, 对王室的危机有更具体的认识, 他即位后, 既最终平定安史之乱, 又两次抵御了吐蕃的大规模入侵, 大历政局也至少保证了近十年的稳定, 这对一直处于危机中的唐王朝来说, 似乎有一些中兴之象。代宗已经感受到唐室不亡实有赖于天下士人对王室的向心力。为改变战乱中武将擅权的状况, 他开始重用文臣, 有意提高文士的地位, 采取了一些收拢士心的措施, 着力增强唐王朝对士人的吸引力。如《旧唐书·代宗纪》载“ (永泰二年) 诏裴冕、崔涣、贾至等十三人集贤待诏。上以勋臣罢节制省, 京师无职事, 乃分于楚门书院, 间以文儒公卿, 宠之也。”(286)代宗重用了一批进士科出身的大臣, 这即分解了地方军将的权力又遏制了宦官势力的恶性膨胀, 使群臣对王室有了一定的信心, 也使因战乱而遭贬值的文人又有了以文求仕的希望。此外, 代宗时期文人受重用也是唐代进士科文化自身发展的一个历史趋势。正如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卷上云:“唐代自安史之乱后, 其宰相大抵以文学进身之人。”(573)崛起于武后时代的进士阶层, 其政治地位是不断上升的。开元、天宝时代, 它造就了一支空前庞大的以诗赋为业的进士文化群, 以至扩展到社会各个阶层。代宗时代宰臣皆是天宝时科举文化培养出的一代士人如元载、王缙、杨炎、崔佑辅等。这是玄宗时代进士科文化在战后的再度延续, 实质上也是开元、天宝文化的一个历史惯性。近十年的战乱中断了士人以诗赋求仕的生活道路, 但并未改变人们以诗赋求仕的价值观念。随着科场文化的回归, 以诗赋为业的士人又恢复了天宝时求仕的热情, 因而在战乱平息不久, 他们又一次云集京城。大历十才子中钱起是天宝九载进士, 韩翃是天宝十三载进士, 李端是大历五年进士……他们大多是科场竞争中的成功者。他们虽也感叹:“谁念为儒逢世难” (卢纶《长安春望》)(3173), 然而盛世文化的心理惯性使他们仍延续着以诗赋求仕的生活模式与价值标准, 依然试图以自己的才华找回自己的生存价值。可以说, 天宝进士科文化的惯性是造成大历十才子形成的内在原因。代宗朝的“中兴”幻觉也是大历十才子汇聚京师的一个重要因素。代宗 (726——779) 初, 战乱甫平, 尽管社会矛盾重重, 内外交困, 但八年战乱的平息给朝野上下带来了胜利的狂喜, 使人们暂时忘却藩镇割据、宦官专权、财政窘馈等现实问题, 而沉浸于“天下太平”的幻觉中。新兴的权贵以豪华的贵族气派虚构了这种欣欣向荣的“中兴”幻象, 他们一方面贪图盛世贵族的奢华气派, 另一方面好以文雅之事装点自身的形象, 于是他们广揽文士, 大兴文场。这时以大历十才子为首的一批地位不高但富有才情的新近诗人便入仕朝廷, 作为中兴升平的歌手登上诗坛。 与盛唐诗的豪迈、飘逸、奔放不同, 大历十才子的诗歌表现出冷漠、悲凉和孤寂的特征。而这一总体风格的形成, 虽与十才子所处的时代和个人遭遇不无关系, 但更为重要的是与他们复杂矛盾的心态直接相关。他们大都经历过开元盛世, 因此他们和盛唐诗人一样, 都曾有过积极入世的志向。但安史之乱的爆发, 社会的动荡, 使他们的功业理想破灭。功名追求的失败产生了两种结果:一方面他们对世事渐趋淡泊, 表现的清高超脱, 变成一群冷眼看世的文人, 因而他们往往能正视现实, 看到社会的矛盾与苦难。另一方面, 他们的这种超脱又不可能彻底, 只能采用中国封建士大夫惯用方法, 以追求隐逸来反抗现实。因此, 他们对社会的矛盾又不可能有较深刻的理解。他们的心态是:即抵御不了物质享受的诱惑, 也不愿放弃一官半职, 眼看不能改变自己位低职微的处境, 转而贪图起眼前的享乐, 留恋于公卿之门和宴会唱和。他们的真正兴致不在政事, 理想不在兼济, 而在丛簧流水之间。他们往往集情趣于山水, 寄心绪于景物, 托幻想于隐逸。在这种心态的作用下, 写景、宴会、隐逸、送别成了他们诗歌的主要题材。 一、 对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