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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先勇被塑造的中国古代白话 白先勇先生是2004年6月22日首次观察到的。当时，我在《电影杂志》上编辑了《白先勇》。一天,看到白先勇做客新浪的消息,就跑了去。当时人很多,我问了十多个问题,主持人选择了三个,我还高兴得不得了。 后来,我离开电影杂志,到一份生活类的杂志做编辑,于是就有了这第二次晤面。 白先生给我的感觉是温和,但这种温和又和余光中不同,余光中是诗人,比较清瘦,而白先勇更象一个学者,显得富态。跟他说话很自在,他不会盛气凌人,只会望着你,跟你打手势,面慈心善。感觉白先勇还是很中国的,他的小说,写中国人,用外国技艺,但归根结底还是中国的,所以他说: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拥趸。 从内容的角度来看,我们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什么位置上,文学经典的地位也很高 记者:我们知道您是桂林人,余光中是四川人,好象你那一茬作家到台湾,您们的思乡情绪特别浓厚,比中国其他地方去的人乡愁深? 白先勇:我是广西人,余光中是福建人,他在四川待过。我在上海,南京都待过,记忆深的缘故,其实,整个中国都在回忆里,都在乡愁的情绪里,不仅仅是西南。 记者:我觉得象你《台北人》里的许多作品,都有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意味。不知道你怎么认为? 白先勇:那当然,明清小说读的太多,《三国啦》,《水浒》,《红楼梦》影响最大。 记者:新文学里,你受谁的影响最深,鲁迅占第几位? 白先勇:一言难尽,鲁迅的文学成就太大了。我就说他的小说,我觉得写得非常好,他的小说中有对人物的悲悯,对人物的同情,像祥林嫂,他写的杂文和小说不太一样,杂文比较犀利,但是写到小说的时候,文学家的悲天悯人的情怀被表现出来了,这一点是到现在为止他的作品仍然让人感动的因素之一。 鲁迅只是一部分,我受新文学影响是多方面的,沈从文,郁达夫,巴金,鲁迅,他们的小说我都读过,但最主要的还是明清小说。 记者你那一代作家好象还都是学的外文,毕业后一般都有留美经历,能说说为什么吗? 白先勇:时代的原因,当时台湾的研究生少,大多都是本科生,你要深入了解研究,那只能到西方去,而且我们是学西洋文学,出去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但实际上后来又走回头路,又回到传统上来。 记者:《玉卿嫂》、《游园惊梦》、以及《金大班的最后一夜》,我觉得都有红楼梦的痕迹。 白先勇:《游园惊梦》就是受了《红楼梦》第二十三回牡丹亭警句“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的启发,“传统文化有它的美,我很愿意继承它”。 记者:记得有个大学教授说,《台北人》完全可以问鼎诺贝尔文学奖,后来该书当选“台湾文学经典”三十本书之首。你认为什么样的文章才能算后经典,有没有一个经典的尺度? 白先勇:一切的,唯一的标准是时间。《三国》啦、《水浒》、《红楼》,几百年过去了,还有那么多读者,深入人心,就是这个理。一部书是否是经典,不是作者说了算,要超越当世,经过时间淘汰,十年,二十年,五十年,二百五百年,你像杜甫的诗,首首都是经典。 记者:有的作家是以长篇构筑世界的,而您却是以短篇集《台北人》构筑一个别样的世界,你以为这有什么不同吗? 白先勇:《台北人》其实是人物传记,几个人的合传,形形色色,各色人等,构成了这本书。 记者:你的《台北人》很容易让人想起乔伊斯《都柏林人》,都是短篇小说集,都是一个民族的群体记忆,塑造了众生百相,您认为两本书最大的差异在哪里? 白先勇:《都柏林人》也是,以一个地方为背景,许多人物反映了一种文化,《台北人》则是历史的沧桑、人生的沧桑,况味,都在这里。 记者:从1977年完成长篇小说《孽子》之后,有近30年没有再看到你新的小说了。 白先勇:也不是。还有几个短篇,属于《纽约客》的几个后续。1982年一篇,2003年又写了一篇。再版时会加上这些。 记者:我们知道,乔伊斯在《都柏林人》之外还有,《尤利西斯》,而你有《孽子》,但,《尤》写的是一个民族的群体,而你的《孽子却是一群沦落少年,为什么不选择可以概括整个台湾? 白先勇:《孽子》主要是人性中的一部分,同性恋,以此反映一个时代。其实有共性也有独到的地方,其实是从一个侧面,亲子呀,本省人,外省人,也有台湾的社会背景。 记者:您说过:我们经常在挣扎,人的内心都有不可言喻的痛,我想文学可以写出来。 白先勇:大概是从父母去世那时开始,我恍惚意识到人生都是“苦”的,王国祥给我的感触最深。所以,幸好还有文学,它能记住这些伤痛的东西。 记者:在您生命中,有没有重要的人? 白先勇:重要的,当然是父母,启蒙老师,我是一个比较幸运的人,一直有几个比较知心的朋友。 “我文字中的伤感很多是与生俱来的” 记者:我觉得你的文字给人一种很深的感伤。 白先勇:因为受《红楼梦》影响太深的缘故。《红》是我最喜欢的一本书,主题也是讲人世辛酸,世事无常,这是整个中国的文学传统,不只是《红楼梦》,其他如《三过演义》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