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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吏吏的迁移途径 汉代的官方道路包括监测、广告、任命、书法和军事、选举和军事能力。此外，“官道”（即官职）也是成为员工的基本方式。当然,这种入仕方式与察举等其他选官制度是联系在一起的。西汉的43名丞相中,出身于掾吏者有26人,约占总人数的60%。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列举的西汉孝廉共有22人,其中17人曾任过吏职,在17名贤良文学中,亦有9人出身吏员。“吏道”是汉代仕进制的另一个层面。 一 《赵汉之举》 察举是汉代最基本的一种选官制度,也是由吏员转为正式官员的一种重要途径,而在察举诸科中,孝廉为最常行的科目。有人曾作过统计,东汉时期,《后汉书》记载的孝廉中,大约有三分之一出自郡属吏。 汉代从中央三公到地方郡国守相,皆有察举孝廉的权力和义务。汉法规定,郡国守相“视事满岁以上乃得举”。东汉安帝延光四年(公元125年),进一步放宽了地方长吏察举孝廉的任职时间限制,“令郡国守相视事未满岁者,一切得举孝廉吏”。(卷六《顺帝纪》)前汉名臣萧望之曾辟为御史大夫掾属,“察廉为大行治礼丞”。(卷七八《萧望之传》)朱博也“以太常掾察廉,补安陵丞”。(卷八三《朱博传》)东汉时袁安初为县功曹,“后举孝廉,补阴平长”。(卷四五《袁安传》)汝南陈蕃亦起于郡吏,“举孝廉,除郎中”。(卷六六《陈蕃传》)两汉由郡县掾吏而入仕的事例还有很多。 汉代察举除孝廉科外,还有茂才、明经、明法、秀才、有道、敦厚、尤异、治剧等诸科。朱邑为太守卒史,“举贤良为大司农丞。”(卷八九《循吏朱邑传》)赵广汉曾为州从事,后举茂才,迁平淮令。(卷七六《赵广汉传》)缪彤初仕郡县,后“辟公府,举尤异,迁中牟令”。(卷八一《独行缪彤传》)鲁恭辟太尉赵熹府,后举直言,拜中牟令。(卷二五《鲁恭传》)鲍永仕郡为功曹,知名当时,郡守举为秀才(鲍宣不应)。(卷二九《鲍永传》) 朝廷如有临时需要,公卿亦可随时举荐人才。明帝时,王景为大司徒伏恭所辟,时需治水人才,“有荐王景能理水者,显宗诏与将作谒者王吴共修作浚仪渠”。(卷七六《循吏王景传》)桓帝时,越岐应胡广之命,辟为司空掾,“会南匈奴、乌桓、鲜卑反叛,公卿举岐,擢拜并州刺史”。(卷六四《赵崎传》)很显然,王景治水、赵岐超迁刺史,都是因临时之需而被举荐的。 汉代公卿发现掾属中的人才,可直接向皇帝举荐。咸宣曾以佐史给事河东守,“卫将军(卫青)使人买马河东,见宣无害,言上,征为厩丞”。(卷九十《酷吏咸宣传》)宣帝时,萧望之为御史大夫,辟薛广德为属,“荐广德经行宜充本朝”,宣帝遂以广德为博士。(卷七一《薛广德传》)章帝时,东平王刘苍为骠骑将军,辟临淄人吴良为西曹,并将吴良荐于皇帝,良遂拜为议郎。(卷二七《吴良传》)为了对掾属进行笼络,使他们对自己竭尽忠诚,许多长吏都努力举荐自己的掾属。前汉名臣郑当时,“其推毂士及官属丞史,诚有味其言之也,常引以为贤于己”。(卷一百二十《郑当时传》)赵广汉为二千石(京兆尹),“和颜接士,其尉(同慰)荐待遇吏,殷勤甚备。事推功善,归之于下,曰:‘某掾卿所为,非二千石所及’”。(卷七六《赵广汉传》)张汤在这方面更堪称楷模,其为廷尉时,“奏事即谴,汤应谢,问上意所便,必引正、监、掾史贤者,曰:‘固为臣议,如上责臣,臣弗用,愚抵于此。’罪常释。闲即奏事,上善之,曰:‘臣非知为此奏,乃正、监、掾史某为之’。其于荐吏,扬人之善蔽人之过如此”。(卷一百二十二《酷吏张汤传》)张汤在举荐掾属方面可谓不遗余力。 如果说和帝以前长吏举荐其掾属有推毂士人之意、取悦皇帝之嫌,则和帝以降,随着东汉吏治的败坏,选举制也日益失去其选贤简能之本意。举荐者与被举者之间形成举主与故吏的关系,举主举荐掾属的目的主要是从其本人或本集团的利益出发。如河内刺史周景“拔才荐善,常恐不及。每至岁时,延请举吏如后堂,与共宴会,如此数四,乃谴之。赠送什物,无不充备。既而选其父兄子弟,事相优异”。周景的“拔才荐善”之举,矫作之处是很明显的,以致在当时就引起人们的讥议。(卷四五《周荣传附周景传》)更有甚者,在举荐人才时有的竟公开舞弊,专选年少能报恩者,而真正的人才却因年老而不能被推举。这种选举之风严重影响了人才的简拔。 被举者与长吏之间除了构成举主与故吏的关系外,被举荐者如有脏污等违法犯罪行为,举主则要负担举荐不实的罪责。据应劭《汉官仪》记载,光武时曾规定,如果被举荐者“有非其人,不习曹事,正举者故不以实法。”(卷四《和帝纪》)薛宣为左冯翊时, 阳令举廉吏狱掾王立,“府未及召,闻立受囚家钱。宣责让县……”。(卷八三《薛宣传》)史料所见处罚最重者,不过降职或免官。胡广为济阴太守时,“以举吏不实免。”(卷四四《胡广传》) 二 汉代官吏的置官活动 除举孝廉,汉代掾吏仕进还有通过辟为公府掾而升迁、积功拜官、举上计吏拜官等途径。 掾吏可以通过辟为公府掾属而成为国家正式官员(因不同时期官制之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