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牡丹亭》至情论的意义变迁.docx

《牡丹亭》至情论的意义变迁 明代汤显祖的《牡丹亭》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而闻名。它不仅征服了古今男女，还用“爱”这个词来标志着这个时代的特色。王思任《批点玉茗堂牡丹亭叙》言其“情深一叙, 读未三行, 人已魂销肌栗”;汤显祖《牡丹亭记题词》一段更极力渲染其“情至”之论, “情不知所起, 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 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 死而不可复生者, 皆非情之至也。”但中国文学并不是自《牡丹亭》才开始展露出鲜明的情感色彩, 它自其肇端之始就有着浓厚的抒情性, 《诗经》三百篇, “无论孝子、忠臣、怨男、愁女皆出于至情流溢, 直写衷曲, 毫无伪托虚徐之意”,(1)《楚辞》的抒情色彩就更为浓烈恣肆, 或祭神、或悼亡或悲歌, 皆“惜诵以致愍兮, 发愤以抒情”。因此, 情感在中国文学传统中的地位自不待言, 但是在明末文艺思潮里出现的这一个“情”字, 却不同于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它突破了抒情诗这一单一的范畴, 在戏剧、散文、小说、绘画等各门艺术领域里发生作用, 不仅影响了一个时代的审美特质, 甚至改写了整个社会的风貌与文化熏习。这种改变不仅仅可以从中国近代社会经济的变化中寻找到原因, 而且在元明之初就已悄然酝酿着的理学思想的新动向中就已显现了某种端倪, 这种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不是单一维度的, 很多时候是甚至是可以因果置换的。而在晚明, 这种社会经济、哲学、伦理以及美学甚至是政治理想的转变达到了一个高潮, 虽然这一转变的趋势以明王朝的覆亡为一个节点而逐渐消减, 但这以后的转折问题不是本文所讨论的范围。本文所探讨的是这个标举“情”字的时代, 在表层的风潮背后所折射的哲学与美学观念的深刻变迁, 而这种变迁, 再没有比《牡丹亭》之“至情论”与泰州学派之美学思想两者间的影响关系更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了。 一、 情为神性—儒家情欲观之发展 有观点认为“情”字在汉以前之先秦典籍中多解为“情实”, 或“质实”、“真心”之义, 如《论语·子张》中的“上失其道, 民散久矣。如得其情, 则哀矜而勿喜”, 《孟子·告子上》中的“乃若其情, 则可以为善矣, 乃所谓善也”;直到宋明时期, 才有朱熹等理学家创造性地将“情”解读为与“性”相对的情感之意。不过随着对先秦典籍的进一步梳理, 以及如郭店楚简《性自命出》此类重要文献的出土, 大致可以确定, 在汉代以前, “情”就已经包含有情感、真情之意, 如《礼记·礼运》有云:“何谓人情, 喜怒哀惧爱恶欲, 七者, 弗学而能”;《礼记·檀弓上》中有:“申也闻诸申之父曰:‘哭泣之哀, 齐斩之情, 饘粥之食, 自天子达。’孔疏:‘齐是为母, 斩是为父, 父母情同, 故答云之情也’”, 此可解为出自天性之情;此外, 《荀子·天论篇》有记:“好恶、喜怒、哀乐藏焉, 夫是之谓天情”, 亦可作情感解。李天虹《郭店竹简〈性自命出〉研究》认为, 二戴《礼记》之前的情字, 基本上用作实、诚之义;自二戴《礼记》开始直至《荀子》, 情字开始涵有情性、情感之义。但是二者亦有不同, 二戴《礼记》中之情, 主要指真挚的情感———古人据以制礼作乐, 疏导之并使之和谐融洽;而《荀子》论情, 从“性恶”论出发, 主要指情欲, 并主张以礼义矫饰化之。现代出土的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中的“情”字蕴涵与二戴《礼记》中的意义接近, 既涵情实、质实之义, 同时又有情性、真情之义, 如《性自命出》上篇简三~四之“道始于情, 情生于性。始者近情, 终者近义。知情者能出之, 知义者能入之”;又简一八、一九、二○“礼作于情, 或舞之也。……君子美其情……”等等。 综上可知, “情”字中情感之义在西汉以前就已出现, 它可说是儒家思想进一步发展后的结果。同时, “情”的情感意蕴在儒家亦有两种, 一为《礼记》及《性自命出》中的, 指人发自天然和本性的真挚感情, 此以真、诚为主要特征, 儒家主张合理地疏导之, 重视其与诗、书、礼、乐的关系, 并对其持肯定之意;另一则是以《荀子》“性恶论”思想为基础而得出的情欲之义, 含有否定的成分在内。 在西汉以前的诗歌传统中的这种最初的情感形式, 亦是一种天然、本真情感的表现。古人这一时期的观念原始色彩鲜明, 个体中的情感与理性因素是浑然一体的, 不可截然分离。儒家哲学自建立之始即有着心与性、情与理浑融一体之特点。孔子虽立一道德自觉之主体, 但其并无形上学兴趣, 而特重此道德自觉在日常生活中的实践。因此, 这一时期的“情”或者“欲”仅仅是经验层面的东西, 并无多少理论自觉或思辨色彩。后人虽都看到情感之于诗歌诞生的重要性, 但是在最早的诗歌集《诗经》里, 却基本没有表示情感之“情”字出现。 性善而情恶之论, 始自两汉时期, 《白虎通》以“阳气者仁, 阴气者贪”中的仁之气言性, 以贪之气言情欲, 因此尊性贱情之论遂定。对此性情之对立, 东汉王弼有“性其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