丑角与否定性形象中国当代审丑理论的突破.docx

丑角与否定性形象中国当代审丑理论的突破 “丑陋”的概念自古以来就被分为广义和狭义。广义的“丑”是指与真善美相对立,与“假”和“恶”相一致的美学和伦理学范畴,这种“丑”意味着一切“否定性”事物。狭义的或美学意义的“丑”,“是一个不同于‘假’和‘恶’的独立的审美范畴。它是矛盾运动过程中的一个中介性阶段,是事物的内在矛盾失去相对平衡,矛盾双方的对立明朗显现而又尚未达到新的相对平衡时的一种不协调状态”。按照美学家陈孝英先生的说法,“丑”有两种不同的性质:一种是与“假”、“恶”相一致的不协调,另一种是与“假”和“恶”不相一致的不协调,不管是哪一种性质的不协调,由于它们所反映的“畸形的、片面的事物和现象”都“破坏美的观念”,因而称其为“丑”。美学意义的“丑”不是指“丑恶”而是指“丑陋”。“丑”是喜剧审美的基础,这种观点是对传统“审丑”理论的颠覆和突破。 一 反面人物的反面人物 全面审视西方喜剧美学,我们发现,从亚里士多德到车尔尼雪夫斯基,几乎所有的美学家都将“丑”定位于“美的反面”、“雅的反面”,甚至是“崇高的反面”、“善的反面”。车尔尼雪夫斯基说:“将滑稽的概念只与崇高的概念相对照,滑稽的概念就过分地被限制了。滑稽的渺小和滑稽的愚蠢或糊涂当然是崇高的反面,但是滑稽的畸形和滑稽的丑陋却是美的反面。”伯格森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观点又提出了新的补充,他说:“与其把滑稽和美对立,不如把它和雅对立。滑稽与其说是丑,不如说是僵。”西方美学家们在确立“丑”是美的反面、雅的反面和崇高的反面之时,还将喜剧人物规定为“反面人物”,即“有缺点的人”乃至于“坏人”。亚里士多德早就为喜剧人物定了性质:“喜剧是对比我们今天‘坏’的人的模仿。”伯格森说:“一般说来,引人发笑的确实是别人的缺点。”既然如此,喜剧人物也就只能是反面人物了。马克思关于喜剧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最后一个阶段”的著名论断也实际上强调了腐朽阶级的代表人物总是作为喜剧中的“丑角”而告终,马克思所说的喜剧人物显然也是指旧势力的代表——反面人物。前苏联美学家奥夫相尼柯夫在其主编的《简明美学辞典》中对喜剧性作如此解释:“喜剧性就是,用贪求有内容和有实际意义的外表来掩饰内在的空虚和微不足道。”他还认为喜剧的对象是“引起人们以嘲笑的形式加以谴责”的反面现象。可见,西方美学家心目中的喜剧人物都是“反面人物”,都是“可笑的”、“被讽刺”的对象。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欧洲戏剧舞台上的喜剧历来以反面人物占据舞台中心,这已是不争的事实。莫里哀、果戈里等讽刺喜剧家笔下的人物不说,即便是莎士比亚浪漫主义喜剧中的人物,真正的喜剧人物仍然是反面的,如夏洛克。对此,有学者总结道:在西方喜剧中“往往有定型化的人物出场,如疯子、自恋狂、自大狂、自虐狂、小偷、强盗、窥阴者、吝啬鬼,色情狂等等”。另一个事实是,讽刺喜剧成就最高也代表着西方舞台喜剧的主流。以上这些言论和事实都集中体现了西方喜剧思想和喜剧观念。 将喜剧人物规定为反面人物的观念也深刻影响到中国美学家。王朝闻主编的《美学概论》认为: 现实中的喜剧(滑稽)包括从垂死的反动派到笨拙的动作非常广阔的范围和多样的性质。滑稽作为失去必然性存在根据的丑的对象,在内容上是空虚的,在形式上是歪曲的,因而总带有荒谬背理的特征。 这里所言“丑的对象”、“从反动派到笨拙的动作”显然都具有反面属性。这种观点与西方喜剧美学理论是相一致的。李泽厚认为:“滑稽对象的特点在于它失去存在的根据,将为或已为实践否定。”滑稽的特点则在于“丑恶的渺小而引起人们轻蔑嘲笑之感”221。蒋孔阳先生赞同西方的“笑的目的是纠正”说,认为“喜剧的对象,是带有普遍性的人类的共同缺点”。这些论述,基本上是承袭西方喜剧美学观念的,他们把喜剧人物看成是丑的,亦即愚蠢的、渺小的、畸形的、倒错的。 然而,我们又不无遗憾地看到,这些延续了几千年的喜剧观念实际却存在着不可忽视的漏洞和局限。首先,在中国喜剧舞台上,我们很熟悉另一种传统——“丑角”,虽然他们外在形态是“丑”的,但其内在本质却并非愚蠢的、渺小的、畸形的、倒错的,恰恰相反,他们往往还是美的、聪明的、崇高的、健康的、理智的,总之,不仅不是“反面的”,而且是“正面的”; 再者,在中国其他喜剧形式中出现的人物如“阿凡提”等也是著名的“正面”人物形象;此外,即使在西方,喜剧艺术实践也实际超出了理论的藩篱,呈现出与理论的不恰适性。这突出表现在卓别林的喜剧人物“夏尔洛”身上。还有一点值得注意,西方喜剧艺术中还存在一种特殊的喜剧人物,如莎士比亚笔下的“福尔斯塔夫”或者狄德罗笔下的“小拉摩”,虽说他们也具有西方喜剧人物共有的“无耻”之特性,但并不属于彻底的反面人物,他们身上也有很多“可爱”的、“讨人喜欢”的元素。他们不只是被讽刺的对象,他们自身因“揭示着人性的舒展和自由”而获得人们心理上的认同。 综上所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