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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日陪审员制度比较研究 ? ? 孙 晶 晶 (武汉大学 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一、中日陪审员制度背景分析 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的渊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初的革命根据地时期。新中国成立后,人民陪审员制度作为一项基本的司法制度,在《中华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作了规定。1954年我国第一部宪法也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审判案件依照法律规定实行人民陪审制度。”这一规定使其成为一项宪法性权利。但1982年宪法却没有继续规定人民陪审员制度,使得人民陪审员制度在我国的存废产生了巨大的争议。 1998年9月1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在全国人大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发表讲话指出:“要实行人民陪审制度,这是促进司法公正的重要制度。人民陪审员要熟悉法律、公正,能代表人民的利益,并且要完善陪审员的产生的过程。”[1]此后,2000年9月开始,最高人民法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请审议《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草案)》,经过多次修改后,终于2004年8月28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并于2005年5月1日开始实施,该《决定》的实施可以说标志着我国陪审员制度迈上了法治轨道。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又制定了《关于人民陪审员参加审判活动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进一步细化了我国陪审员制度的内容,一定程度上增强了陪审员制度的可操作性。曾有学者分析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司法功能时指出:我国陪审员制度具有纠防司法专断促进司法公正,在司法活动中体现社情民意与社会公平,提升司法权威与公信力等三个方面的功能。[2]但由于我国陪审员制度规定抽象,在具体实践中又存在诸多问题,实现这些功能需要该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与此同一时期,日本也进行着一场司法民主化改革。日本于1999年设置司法制度改革审议会调查审议相关司法政策,明确将“国民参与司法”作为司法制度改革的三大支柱之一,要求一般国民直接参加到刑事审判程序之中,触及刑事司法的核心。2004年日本制定了《裁判员参加刑事审判的相关法律》,①正式确立了陪审员制度。在经过5年的精心准备后,2009年8月3日至6日东京地方法院首次利用陪审制度审理刑事案件,标志着陪审制度在日本正式进入实践阶段,成为推动司法民主化改革的重要一步。 日本之所以将陪审制度作为其司法民主化改革的一项重要措施,主要是为了弥补其“精密司法”的缺陷。在日本刑事司法程序中,搜查机关对嫌疑者进行极其严密的调查取证,将其调查结果以卷宗的形式固定。具有起诉裁量权的检察官通常亲自参与调查、收集证据,仅在能够确信有罪的情况下提起公诉。因此,作为证据充分齐备的慎重起诉结果,只要检察官起诉,有罪判决率非常高,几乎达到百分之百判决有罪。②在刑事司法过程中,法官、检察官以及律师作为专业的法律人员发挥着主导作用,是实现刑事司法正义的主体。他们在考虑法律或法律适用问题时,通常都是以一种专业的视角或法律人的思维方法进行,而较少考虑到普通民众所关注的道德性或社会习俗。特别是法官,为保证自身廉洁,较少参加社会活动,对普通民众所熟知的一些社会常识知之甚少,有时甚至被形容为不食人间烟火。在此种环境下,专业法律人员难免会与普通市民在某些观念或观点上产生分歧,使得专业法律人员的正义观与普通市民之间的正义观有可能出现分裂。陪审员制度的导入正好可以在此发挥出桥梁作用,协调法律人与普通民众之间的不同观念。 基于中日两国拥有相同的大陆法背景,并且陪审员制度确立和实行的时期相当,使得中日两国陪审员制度具有比较法上的现实意义。 二、中日陪审员制度之比较 (一)适用案件的范围 我国陪审员制度适用范围较为广泛,对于案件性质规定也较为抽象。《决定》规定我国陪审制度适用于社会影响较大的刑事、民事、行政第一审案件,还包括刑事案件被告人、民事案件原告或者被告、行政案件原告申请由人民陪审员参加合议庭审判的案件。2009年《规定》又对“社会影响较大”做出解释,即涉及群体利益的、涉及公共利益的、人民群众广泛关注的、其他社会影响较大的案件。 日本陪审员制度的适用范围则规定得较为细致,仅限定于刑事案件。根据法定刑和罪的种类来确定是否适用陪审员制度,包括地方法院审理的法定刑为死刑或无期徒刑的案件和法定合议案件中因故意犯罪致人死亡的案件,它们都是人们关心程度高、社会影响大的严重犯罪案件。 很明显,我国陪审员制度对于适用案件范围的抽象规定,使得陪审制度适用有泛化之虞。2006年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在提交给人大的报告中曾指出,该院扩大了人民陪审员参审案件范围,除应当邀请陪审员参审的案件外,对适宜邀请陪审员参审的普通程序案件一般也邀请陪审员参审,一年中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刑事、行政案件,陪审员的参审率分别达到89.5%和70%。[3]如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