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文学场域上的论争与南社的裂变.docxVIP

? ? 1917年文学场域上的论争与南社的裂变 ? ? 郭建鹏 (聊城大学 文学院,山东 聊城 252059) 1916年11月17日，吴虞给南社主任柳亚子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不佞常戏说近人急于求名，而又惮于苦学，故托宋派以自救，犹言古文者之必假借桐城以装点门面。而去年《东方杂志》，陈石遗居然以数人冒《海内诗录》之名，得毋过夸其录中诸人之诗，求能如黄季刚、叶荭渔之一二者且不可得，况海内作者之众乎?上海诗流几为陈、郑一派所垄断，非得南社起而振之，殆江河日下矣。”(1)后发表于《民国日报》，见吴虞：《与柳亚子论诗书》,《民国日报》,1917年4月28日。吴虞的这段话共传递着三层信息，一是要想快速成名，可依托宋派(宋诗派)；二是陈衍、郑孝胥等宋诗派群体垄断《东方杂志》，为宋诗派发表诗作的主要阵地；三是要想打破这种局面，必须由南社来完成。非南社社友的吴虞，有意抬高黄侃、叶中泠的目的为何？时代久远，不能妄自揣测。此信的结果，将南社社友之间早已存在的唐宋诗之争引向1917年的群体内讧。随着朱鸳雏、成舍我被柳亚子“驱逐”出社，蔡守等广东分社力推高吹万主盟南社，在应对唐宋诗之争、与胡适关于南社文坛“地位”之辩后，柳亚子心灰意冷，社事搁浅，南社走向解体。若简单地将南社解体归于唐宋诗之争，则未免有失偏颇。 一、1917年：文学场域上的三股势力 若要追问南社关于唐宋诗之争发生的根源，必须还原于当时的文学场域来进行探讨。在1917年前的文学场域，可以说存在着宋诗派与南社两大文学群体。到了1917年，因《新青年》先后刊发了《文学改良会议》与《文学革命论》，被视为新文学家进行新文学革命的开端年，也意味着以胡适、陈独秀为代表的新文学家群体正式登场，并成为第三方势力跻身于文学场域。 宋诗派于民初盛行，始于同光体诗人陈衍、陈三立、郑孝胥等。1882年，陈衍在福建与当地的诗人组成地方诗社：福州支社(2)福州支社持续活动近10年，其成员主要有陈衍、高凤歧、高凤谦、高而谦、黄春熙、黄敬熙、黄育韩、林纾、林葵、李宗言、李宗伟、李宗典、方家澍、何尔瑸、欧骏、卓孝复、王允皙、周长庚、方琨玉、刘蕲等，他们当中有11位是举人。。1895年，陈三立、郭嵩焘、王闿运等在湖南结成碧湖诗社(3)根据参加碧湖诗社的雅集情况，其成员主要有：陈三立、郭嵩焘、王闿运、曾广钧、释敬安、文廷式、陈锐、罗顺循、张祖同等，他们来自当时的士大夫阶层，人员比较固定。。从福州支社的雅集活动与诗词创作看，没有明显的宗宋倾向。同样，碧湖诗社并不尊崇宋诗(4)这个诗社中最有名的是王闿运，王闿运为晚清汉魏六朝诗派领袖，汪辟疆《光宣诗坛点将录》将其誉为“托塔天王晁盖”。，只有陈三立等少数宋诗爱好者。1886年，陈三立、陈衍、郑孝胥、易顺鼎等大批名士汇聚京师参加丙戌会试。会试的结果，陈三立中第，郑孝胥、陈衍落第，但他们通过此次会试扩大了交际圈，将福州支社、碧湖诗社的人脉网络起来，为之后宋诗派的形成奠定了基础。1898年，沈曾植、陈衍入张之洞幕府，与之前加入的郑孝胥有了一个交往的公共平台。之后，他们通过地缘、血缘、学缘关系结成了以陈衍、郑孝胥、陈三立为核心的宗宋诗人网络，队伍逐渐扩大，成员也稳定下来，形成一个没有明确组织和社团宣言及固定活动场所的文学团体，并凭借当时的报刊占据诗坛。 辛亥革命前，宋诗派诗人的活动中心主要有北京、南京、上海三地。1907年陈衍进京供职学部，1909年陈宝琛还朝，1910年郑孝胥进京，他们再一次的京城相会，为宋诗运动提供了新的契机。1910年，陈衍与曾习经、罗惇曧等结成庚戌诗社(5)主要成员有：陈衍、赵熙、胡思敬、江瀚、江庸、曾习经、罗掞东、胡琳章、陈宝琛、郑孝胥、林纾、江瀚、罗惇曧等。；1911年，陈衍与陈宝琛、郑孝胥等组建辛亥诗社(6)主要成员有：郑孝胥、林纾、胡思敬、曾习经、温肃、陈宝琛、冒广生、陈衍、梁鸿志、潘博、林思进、江瀚等。。这两个诗社成员不仅互有交集，更重要的是将西蜀、岭南、闽赣三大诗人群体网罗到一起，成为宋诗派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1912年，梁启超由日本归来，很快与陈衍等取得联系，并将其主办的《庸言》杂志变为宋诗派发表诗作的场域。南京成为宋诗派雅集活动的场地，与陈三立有着密切的关系。陈三立寓居南京十余年间，不仅完成了自身从政坛名士到诗坛领袖的转变，也网结了俞明震、缪荃孙、陈庆年、陈作霖、李瑞清等在南京的政界要员、文人雅士及新派诗人。辛亥革命爆发后，上海因特殊的租界环境，成为晚清遗民避难的港湾。陈三立、沈曾植、郑孝胥、夏敬观等宋诗派人物相聚于沪上，并成为超社、逸社的重要成员和领导者。在1913-1917年间，超社、逸社的雅集活动频繁，社友成分更加复杂。“追国骤变，大乱环起，四方人士及生平相识亲旧，类辟地羁集沪上。”(7)陈三立. 散原精舍文集[M]. 钱文忠标点.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