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史志》互见法辨.docxVIP

《史记史志》互见法辨 《史记》中的“相互望”一直是研究人员经常讨论的话题。唐代刘知几认为:“若乃同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于高纪则云‘语在项传’,于项传则云‘事具高纪’,……此其所以为短也。”(《史通·二体》) 宋代苏洵认为:“迁之传廉颇也,议救阏与之失不载见之《赵奢传》;传郦食其也,谋挠楚权之缪不载焉,见之《留侯传》。……是故本传晦之,而他传发之,则其与善也,不亦隐而彰乎!”(《嘉集·卷八·史论下》)刘、苏二人虽未提出“互见”之名,但他们所指出的这种不同篇章互相参见的叙事手法,确是今人所说的“互见法”。不过,从以上二人的表述看,他们对互见的认识是有分歧的——二人关于互见是长处还是短处的分歧姑且不论,他们各自所总结的叙事手法本身实际上也有一定的差别。这后者正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 刘知几所总结的是“同为一事”而“前后屡出”的现象,就是说,在不同人物的传记中常常叙到同一件事,司马迁采用详略不同的叙述方式。苏洵所总结的是“本传晦之”而“他传发之”的现象,即把人物的某些事迹不写入本传,而放在别人的传记中叙述。不难看出,它们虽同为互见法,却是互见的两种不同情况。如果说这两种互见有一定联系,当然无可否认,但若直把它们当成一回事,不加区别地混为一谈,却令人不敢苟同。本文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就是因为今人对互见法的认识也不十分明确一致,仍然存在着此类差异。当今学者对互见法的表述看似大体相同,实则存在着微妙的分歧。这种分歧应当引起注意。下面略举几家当今较有代表性的文学史或研究者对互见法的表述,以见分歧之所在。为叙述的方便,我们把“同为一事”而“前后屡出”的现象称为详略互见,把“本传晦之”而“他传发之”的现象称为互补互见。 郭预衡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云:“为了弥补纪传体不能以事为纲、统辑人物的不足,司马迁又成功地运用了‘互见法’,把历史事件或人物活动分散在数篇之中,令其参差互见,详略不同,彼此补充。如‘鸿门宴’一事,以《项羽本纪》记载最为完整详尽,在高祖、张良、樊哙诸纪传中又予提及;诛诸吕一事,《吕后本纪》详述本末,而孝文本纪与陈平、周勃世家也略有说明。”这种观点是从叙事的角度观察互见法,所总结的互见属于“同为一事”而“前后屡出”的互补互见。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云:“旁见侧出法,又称互见法,即在一个物的的传记中着重表现他的主要特征,而其他方面的性格特征则放到别人的传记中显示。”其后所举的事例是:刘邦的正面形象见于《高祖本纪》,而其反面形象见于他篇;《魏公子列传》塑造了信陵君的正面形象,而其过失载于他篇。这种观点是从记人的角度观察互见法,所总结的互见属于“本传晦之”而“他传发之”的互补互见。 更多的学者则倾向于把两种互见合而为一,或认为两者的区别只在于注明互见和不注明互见。游国恩主编《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云:“在《留侯世家》中还有这样的话:‘语在项羽事中’,‘语在淮阴事中’;其他各篇也常常有这样的话。这就是前人指出过的‘互见法’。”这里所说的互见法应属于详略互见。但其后举例说:《项羽本纪》塑造了项羽的英雄形象,而《淮阴侯列传》等篇又批评了项羽和缺点,这又是互补互见了。这两种互见绝非只是注明和不注明的区别。如果对它们不加辨析,像此书那样混为一谈,互见法的概念就不十分明确。 近年来,有的学者已认识到了《史记》互见法的不同情况,并有意在表述时加以区别。于非主编《中国古代文学》(高等教育出版社)云:“司马迁这样做(使用互见法),有时是为了避免行文重复。……将该事系于一个主要人物,而在有关人物的传记里,或者略写,或者不写,或者以‘语在某某事中’做交代,这就避免了内容重出。……有时侯是为了突出人物性格特征。有一些材料,对表现人物性格特征作用不大,或者没有作用,或者产生抵触作用,就把这些材料放在其他人物的传记去叙述。”章培恒主编《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云:“所谓‘互见法’,即是将一个人的事迹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而以一个地方的叙述为主。……在每一篇传记中只写人物的主要特征和主要经历,……在其他地方补写出人物的次要特征和次要经历。这是人物互见法的意义。……在不同的传记中从不同的角度叙述同一件事,……这是事件互见法的意义。”韩国朴宰雨《〈史记〉〈汉书〉比较研究》(中国文学出版社)云:“《史记》、《汉书》之互见法有两类。某些事件或人物之某些性行在本人传中简‘略’记载,在他人传中‘详’细叙述,称之为‘详略互见法’;在本人传中无载,而在他人传中记载,称之为‘有无互见法’。”虽然这些学者对互见法的表述及称呼不尽一致,但他们能把互见的具体情况分别表述,互见法的概念就清晰得多。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近代以来学者们对互见法研究的深入,前入未曾认识到的一些互见的义例被挖掘出来,人们对互见法的理解已不再局限于详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