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涨价归公与土地增值税 一、 土地存在新的犯罪表现形式 提高价格是国家土地行政管理的政治目标之一，也反映了政治参与者参与土地价值创造和税收分配的思想意图。为什么土地价格自然上涨部分要通过某种手段或政策工具归于代表公共利益的团体或机关所有呢?笔者以为,传统的观点主要依据以下原则: 第一,社会公平原则。租税学说认为土地的自然涨价或地租的自然增值完全是不劳而获的利益,因此地主无权占有这一好处,否则,有悖于社会正义,有失社会公平。约翰·穆勒在《政治经济学原理》(1848)一书中,抨击了地主阶级的不劳而获,主张把全国土地予以估价,土地的现有价值仍归地主所有,而由于社会进步所增加的价值以赋税形式交给国家。 第二,贡献原则。地租的增加是因人口增加、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等社会经济因素所致,是社会之全体施与的贡献,因此而带来的地租增加必然归于社会全体。马克思指出:“把真正地租的变动完全撇开不说,这(笔者注:指土地所有者出卖土地和不费他们分文的投入土地的经过改良了的土地资本)就是随着经济发展的进程,土地所有者日益富有,他们的地租不断上涨,他们土地的货币价值不断增大的秘密。这样,他们就把不费他们一点力气的社会发展的成果,装进他们私人的腰包——他们是为享受这些果实而生的。”孙中山先生也认为“土地价值之能够增加的理由,是由于众人的功劳,众人的力量;地主对地价涨跌的功劳,是没有一点关系的。所以外国学者认为地主由地价增高所获的利益名之为不劳而获之利。……地价是什么方法才能够增涨呢?是由于众人改良那块土地,争用那块土地,地价才增涨。地价一增涨,在那块地方之百货的价钱,都随之而涨。所以就可以说众人在那块地方经营所赚的钱,在间接无形之中,都是被地主抢去了。” 第三,公共利益原则。将土地涨价部分予以归公,可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并用之兴办各种公益事业,提高社会全体公民的福利水平和生活水准。亨利·乔治指出,征收地租而不是土地,将收益用于政府开支。 马克思主义地租地价理论认为,地价是地租的资本化。因此,地价的本质是地租。马克思指出:“真正的地租是为了使用土地本身而支付的,不管这种土地是处于自然状态,还是已被开垦。”所以,真正的地价就是这种“支付”的资本化。而现实当中,“地租表现为土地所有者出租一块土地而每年得到的一定的货币额”,它是真正的地租、土地资本折旧、利息的总和。因此,现实的地价是现实地租的资本化。事实上,在现代经济社会中,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加、城市规划的编制、基础设施的完善、土地使用者劳力和资本投入的增加等社会经济因素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引起土地的增值。笔者以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涨价归公本质上体现了一种收益分配的思想,它的理论依据是社会主义分配规律,即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规律。 税收是现代政府取得财政收入的主要形式之一。课征土地增值税的目的在于使土地自然涨价全部归公,做到地尽其利,地利共享。《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第一条规定了我国开征土地增值税的目的,即规范土地、房地产市场交易秩序,合理调节土地增值收益,维护国家权益。 由此可见,涨价归公与土地增值税是目的与手段的关系。从一些国家和地区开征土地增值税的实践看,土地增值税具有可控性、有效性和独立性等政策工具具有的一般特点,因此,可以认为土地增值税是实施涨价归公政策的政策工具之一。 二、 开征土地增值税的政策目标 如果一个变量满足下列三个条件,就可以被认为是政策工具。(1)决策者可以控制这个变量。也就是说,决策者可以确定它应该取什么值,并且可以采取行动直接固定这个值(可控性);(2)已被决策者固定其值的变量对其他变量有影响,而这些变量被赋予目标作用(有效性)。在只有一个目标和一种工具以一种函数关系联系在一起的简单情况下,有效性可以用目标对工具的导数来衡量。在具有多重目标、多种工具的情况下,用导数来衡量有效性则十分复杂;(3)必须能够根据其可控性及其有效性的程度将该变量与其他工具区分开来。对所有目标有着同样影响的两种工具也许不是真能分开的两种工具(可分性或独立性)。 由此看来,作为规范土地和房地产市场交易秩序、合理调节土地增值收益、维护国家权益、实施涨价归公的政策工具之一的土地增值税存在以下问题: 首先,土地增值税的可控性低,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决策者对税收收入缺乏完整而准确的估计。众所周知,土地增值税自1993年12月出台,国务院于1995年1月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当时很重要的一个宏观经济背景是经济过热,社会各界对1992-1993年的房地产热依然心有余悸。基于一种不太谨慎和理性的判断,中央政府也采取了抑制过热这种政策建议,缺少像制定其他政策那样的周全的调研,如开征城镇土地使用税时估计年税收入可达50亿元(当然这个税种的实施绩效也不大),而实施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