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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回小说的比较研究 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一般经历了从《编年史》到《人物志》、《奇怪小说》、《中国古典小说》的文体发展过程，形成了“史”与“说”的两种传统。从庄子对“小说”目的的界定 (“饰小说以干县令”) , 到汉代从内容上的界定 (“小说者, 街谈巷语之说也”) 都不能与大道相抗衡, 所以“缀于史后”, 是对史的演绎和敷衍, 而小说的演变过程都是想挣脱“史”而“自成一家”的努力。在这种演进中交织着“渊源与传统”、“观念与实践”、“创作与接受”、“继承与创新”的更替交融, 形成了小说演进中“剪不断”的渊源与“理还乱”的繁复与芜杂。但一种文体之所以成为一种文体, 就是有它与众不同的面目, 这就是从母体脱胎而出的质的飞跃, 由笔记小说而志人志怪小说是如此, 由话本小说而章回小说也是如此。正因为有了一次又一次的飞跃, 小说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的存在有了可能, 而它与大道相抗衡的作用的发挥也为期不远了, 那么, 从话本小说 (包括拟话本) 到章回小说的质的飞跃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一、 采用双伏线的方式进行叙事结构,体现人物的中国形象 章回小说是中国古典长篇小说的唯一形式, 其形式特点是分章叙事, 标明回目, 故称为“章回小说”。所以章回小说在体制上的最大特点首先是分章分回, 有效地进行分目。 话本小说的体制一般包括:题目、篇首、入话、头回、正文、片尾。章回小说是在宋元讲史话本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宋元“讲史”开始是口头讲述为主, 分节讲述, 连续讲若干次, 每节用题目的形式向听众揭示主要内容, 这就是章回小说分章叙事、标明回目的形式起源, 我们阅读章回小说, 经常可看到“话说”、“且说”和“各位看官”等字样, 这就是章回体小说与“话本”之间承继关系的体现。 元末明初出现了《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残唐五代史演义》等讲史小说, 章回小说初具规模。这些小说形式上分卷分节, 每节有单句回目。至明嘉靖、万历年间, 章回小说更加成熟。在形式上, 不是分卷分节, 而是明确地分成多少回, 回目也由单句发展成双句, 通常一般每回开头有“话说”, 结尾有“且听下回分解”等固定的形式。清代以后, 章回小说在体例上进一步完善, 如《红楼梦》最终确立了八言回目的完整体例, 回目也更讲究对仗和创意, 从而彻底摆脱了话本小说因受制于“说话”的影响而需要“肃静观众、启发听众和聚集听众”(入话的作用) 等功能, 实现了简约、精炼和艺术审美, 从形式上完成了从“说话的底本”到案头阅读的文本和说话的新本的质的飞跃。由于章回体小说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很强的中国民族特色, 一直是中国读者所喜爱的文学样式。 其次, 诸多人物形象和叙事模式采用双伏线的方式进行结构。 话本中的故事都是一个故事只讲一朝一代, 只注重一个人物, 故较单纯;评话中人物较多, 故事一个接一个, 有明晰的顺序交替。从作品的演化中看到评话是章回的前身, 《三国演义》、《封神演义》都是如此。从题材、体裁、故事叙事模式均可见继承发展关系。评话对章回小说扮演着资料库的作用。章回小说大部分故事情节、框架、人物、接受者、基本思想倾向等都在评话中有一定的呈现, 很多故事情节脱胎于评话。至章回小说, 人物形象色彩斑斓, 栩栩如生, 形成了一座座立体细节的巨幅塑像。采用双伏线的方式结构, 将人物放置在不同的环境中体现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和丰富性, 在叙事上有时会用“花开两朵, 各表一枝”的说法进行人物和事件的交错和转接, 充分显示了作者驾驭作品的能力。比如, 《三国演义》中的主线是“拥刘反曹”, 辅线是各路“英雄谱”。“拥刘反曹”的意识是平民百姓的强烈的“正统”传统观念, 是牢固的道德信念。刘蜀一方是最短命的王朝, 是历史事实, 其象征意蕴是“历史与道德处于永恒的冲突之中”。用道德评价历史政治, 具有浓厚的悲剧意识, 仁政明君理想的毁灭, 说明道德没办法拯救历史, 必然造成了其书的悲剧意识, 正是痛彻心扉的沉重感才让人们反思追求的理想到底是什么。而从辅线中的英雄角度看, 《三国演义》是诸葛亮的传记。是其由“神”而“人”的生命回归。在“神”的境界, 他睿智多谋, 至今是中国人心目中“智慧”的化身和代名词, 其“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的精神与践行, 在道德上达到了完美的境界, 可独步三国。可是没有办法摆脱死亡的命运, 又还原为人性。《水浒传》也是如此, 其主线是由“打家劫舍”而“替天行道”的政治诉求, 其辅线依然是“英雄”的命运归宿的探究。《西游记》的主线是唐僧接受大唐政府授予的取经任务“求见真经, 万民惠泽, 皇图永固”。“取经”体现的是知识分子的情怀、理想, 是“救世”的责任担当。“取经”成为政府行为后其含义扩大为用儒家的德治提升政治, 达到“政”“德”合一, 实现德化。儒家强调礼治, 由外在施加的形式“礼”, 转化为内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