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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序补遗《诗论》简研究的两个问题 在本博的《诗歌》简化研究中，《诗经》的编纂、表格、章节和文本的装饰、直隶和文本解释等问题一直是讨论的焦点。除了组织者的建议外，科学家们还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观点，甚至在某些问题上存在重大差异。由于竹简的编联、分章及文字的隶定、释读, 涉及到对《诗论》体裁、性质、内涵及当时《诗经》类名、篇名序列与今传本之间的异同、孔门诗学思想传承等重大问题的认识和理解, 因此在《诗论》研究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 属于研究中的基础性工作和当务之急, 理所当然受到研究者高度重视。对此, 廖名春曾忠告说:“《诗论》简研究的当务之急是解决文献学存在的问题, 只有在竹简的编联、文字的隶定、字词的释读、作者和作年的探讨等基础性问题解决之后, 才能进行学术史的深入发掘, 才能进行义理的探讨。绕开这些问题, 我们就是把七宝楼台建立在沙滩上。”下面, 仅就《诗论》简的编联排序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现状综述如下, 错漏不当之处, 祈请方家教正。 一、 马承源整理本简文的结构及排放方式 首先是整理者的意见。《诗论》的整理者马承源对整理时的困难和方法有如下说明:“这29支简很多残断, 有的文义不连贯, 因为没有今本可资对照, 简序的排列就相当困难, 局部简据文义可以排列成序列, 但有的简中间有缺失或断损过多, 很难判定必然的合理序列。而且没有发现篇题, 虽然所整理的简文内容和书法相同, 但原来也未必是连贯的一本, 句读符不统一, 可能分为若干编, 由于残缺严重, 只能分类整理, 故名为《孔子诗论》。”(P121)可见, 整理者所排定的简序只有“局部”是“据文义”排列的, 或许比较合理;另有一部分则因“中间有缺失或断损过多, 很难判定必然的合理序列”。因此, 其“分类”和排序一方面带有很大的主观推测性质, 另一方面也是姑且为之而已, 并未以此为文本原貌。在接受朱渊清访谈时, 马承源又强调说:“我们用的是归纳法。完整的简序颇难再现。”(P6)濮茅左在《〈孔子诗论〉简序解析》中也透露:“由于竹书的不完整, 造成了一些简位兼容的现象, 马承源先生在整理《孔子诗论》简的时候, 方案就有十余种。”(P10)可见, 最后发表的简序只是在多种方案中择优选取的结果, 而未必是最后的结果。毫无疑问, 整理者在提供其简序和分类时, 实已为其他学者重新编次和复原《诗论》文本预留下充裕的空间。因此, 在马承源整理本 (以下简称“马本”) 之外出现多种重排本不足为奇。 “马本”将简文内容分为四类:第一类是所谓“留白简”, 与其它“满写简”形制不同, 其简辞中“不见评论诗的具体内容, 只是概论诗的《讼》、《大夏》、《小夏》和《邦风》”, 属于“诗序言性质”;第二类是“论各篇《诗》的具体内容, 通常是就固定的数篇是为一组一论再论或多次论述”;第三类“是单简上篇名纯粹是《邦风》的”;第四类“是单支简文属于《邦风》、《大夏》, 《邦风》、《小夏》等并存的”。根据第2、3、4简文先论《讼》, 再论《大夏》、《小夏》, 最后论《邦风》这一明确的论《诗》次序, 整理者认为:“这些情况说明诗各编的名称, 在孔子论诗之前已经存在了。其中《诗》各编的排列是前所未见的新的重要资料”, “《诗论》29支简就可能存在着不同于《毛诗》的《国风》、《小雅》、《大雅》、《颂》的编列次序”。(P121-122)据此, 29支《诗论》简被依次分为“诗序”、“讼”、“大夏”、“小夏”、“邦风”、“综论”六个部分。 作为上博简的主要整理者之一, 濮茅左对“马本”简序是赞同的, 认为“这一简序是合理的、逻辑的, 所复原的文本是通畅的, 符合孔子思想的”。在《〈孔子诗论〉简序解析》一文中, 他对排序方法的确定原则、补文依据的标准、竹简定位分类的具体根据和理由等问题, 作了补充性的具体介绍与分析, 对人们理解“马本”简序很有帮助。关于排序方法, 他说:“排序方法的确定是竹书复原的先导。根据《孔子诗论》中竹简的现状、简文特点, 可寻求出三个具有价值的思考点:‘孔子曰’的传统主干线索, 竹简特殊形式的导引标记, 不可拆分的篇名组合。这就是我们确定简位的主要办法。”关于补文依据的标准, 他指出:“孔子在论述诗的过程中, 循序渐进, 以排比式语句出现, 这一谨守其章句不乱、言重辞复而理明的特点, 为我们捕捉段落、章次提供了可把握的方向, 同时, 也为补缺找到了匹配的文字”;另外, “竹简上的各编线、契口间距离、墨节、墨、书写行款等是补文的不可忽视的重要条件”;“还可参照今本的篇名、诗句及有关论说, 寻求对应的文字依据”。鉴于“有人把一简分作两篇、为时人已有明确篇名的竹书再题写篇名、不同契口间距的简缀合在一起、把不同长度和不同卷的竹书而混合一起编‘竹书’”等现象, 他还特意在文末附录“《孔子诗论》竹书现状”一节, 对每简的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