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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刻本《论语》版本考述 成龙的《论语注释》和朱夫子的《论语注释》是对《论语》学术史上最具代表性的一次整合。阮刻本是与朱注本几乎同时期的宋十行本的重刻, 是魏何晏《论语集解》、宋邢昺《论语正义》合刊的注疏本。何晏《论语集解》自正始六年 (245) 上奏以来流传不息, 其间影响深广的梁皇侃《论语义疏》、唐唐石经等经文均取自何晏本, 邢昺本亦如此, 在朱注本前一直处于尊崇地位。而朱注本为元、明、清科举之钦定范本, 至清末科举废除之前, 亦一直处于正统地位。可见, 二者时间流传之长、空间影响之广, 非其它今本《论语》所可比及。然而, 二者经文并非完全一致, 体现在文本结构的分章与文本属性的异文的出入, 具体勘比如下。 一、 朱注本为一卷,其分类为二元结构 篇章比较的实质在于揭示文本结构形式的异同, 其首先体现在篇章数异同上二者篇数相同, 均为二十篇, 主要区别在于章数。朱注本482章, , 阮刻本481章, 总章数差别虽不大, 但分章略有不同, 体现在《公冶长》、《雍也》、《述而》、《子罕》、《先进》、《宪问》、《卫灵公》、《阳货》诸篇分章上。 《公冶长》篇“子谓公冶长”、“子谓南容”两节, 朱注本合为一章, 阮刻本分为二章。 《雍也》篇“雍也可使南面”、“仲弓问子桑伯子”两节, 朱注本合为一章, 阮刻本分为二章。“子华使於齐”、“原思为之宰”两节, 朱注本亦合为一章, 阮刻本则分为二章。 《述而》篇“子会於有丧者之侧”、“子於是日哭”两节, 朱注本合为一章, 阮刻本分为二章。 《子罕》篇“大宰问於子贡”、“吾不试, 故艺”两节, 朱注本合为一章, 阮刻本分为二章。“可与共学”、“唐棣之华”两节, 朱注本则分为二章, 阮刻本合为一章。 《先进》篇“从我於陈、蔡者”、“德行:颜渊、闵子弿、冉伯牛、仲弓”两节, 朱注本合为一章, 阮刻本分为二章。“柴也愚”、“回也其庶乎”两节, 朱注本则分为二章, 阮刻本合为一章。“子张问善人之道”、“论笃是与”两节, 朱注本亦分为二章, 阮刻本合为一章。 《宪问》篇“宪问耻”、“克、伐、怨、欲不行焉”两节, 朱注本分为二章, 阮刻本合为一章。“不在其位, 不谋其政”、“君子思不出其位”两节, 朱注本亦分为二章, 阮刻本合为一章。“贤者辟世”、“作者七人矣”两节, 朱注本同样分为二章, 阮刻本则合为一章。 《卫灵公》篇“卫灵公问陈”、“明日遂行”两节, 朱注本合为一章, 阮刻本分为二章。 《阳货》篇“性相近也, 习相远也”、“唯上知与下知不移”两节, 朱注本分为二章, 阮刻本合为一章。“何莫学夫诗”、“子谓伯鱼”两节, 朱注本亦分为二章, 阮刻本合为一章。 从上述章节分合看, 并未改变章节次序, 改变的只是分章数。章数的差异, 则由句读所致。同一文本, 由于句读不同所导致的章数自然不同, 体现在文本上, 表面上呈现的是结构形式表征的不同, 实质上反映的是句读者理解的差异。朱注本反映的是朱熹的理解, 阮刻本反映的是十行本的理解, 二者理解孰是孰非, 惟有进一步与二者之前的其它传本比较, 方能判别出何者分章更接近二者共同的引据本。据王国维《五代两宋监本考》, 五代监本出自唐石经, 北宋监本出自五代监本, 南宋监本又出自北宋监本, 就引据本源头而言, 南宋《论语》均溯源至唐石经, 且无出其右。而唐石经本无分章标示, 无法作为判断依据, 故取皇侃本与二者作一比较。 三者篇数相同, 不同的是章数。皇侃本分章, 除《述而》篇同朱注本外, 其余全同阮刻本。可见, 阮刻本结构特征比朱注本更接近皇侃本。事实上, 邢昺《论语正义》是在皇侃义疏的基础上撰定而成。因而, 可以断定阮刻本比朱注本保留了更多的皇侃本的结构特征。但不能以此进一步断定阮刻本比朱注本保留更多的唐石经的文本属性, 或者由此断定二者文本属性不同。因为从根本上而言, 文本分章的不同并未触及文字的变化而改变文本的最初属性。况且, 成于先秦的《论语》文本本身就缺乏如后世那样完整体系的句读标示。因此, 章数不同的表征, 不能作为文本属性判断的最终依据, 至少, 此依据是不充分的。 二、 异文概念的引入 异文比较的实质在于揭示文本的属性, 体现在三方面:其一, 由字的古今, 判别今古文本;其二, 由字的脱、衍、讹、倒, 推断同一文本流传中演变状况;其三, 由后一文本取舍前诸传本的程度, 判断新产生文本的属性。在新文本形成中, 由底本吸纳校本所产生的新文本, 固然有其综合性特征, 但从文本属性上看, 随着底本吸纳校本异文量的增加, 其新文本的综合属性随之强化;吸纳校本异文量的减少, 其新文本的综合属性相对弱化, 二者成正比。相反, 随着底本吸纳校本异文量的增加, 其底本原属性随之弱化;吸纳校本异文量的减少, 其底本原属性则随之强化, 二者成反比。可见, 判断新文本属性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