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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德昆西到罗西我国城市更新背景下建筑类型学的重新解读 18世纪法国埃德威尔和建筑理论家尤贝尔提出了这种理论，西方理论家对这一理论一直有争议。特别是以意大利阿多罗西为代表的新理性主义。本文从传统形式中提取了“模型”，并将其应用于设计方法。但不可否认的是,建筑类型学理论从历史传统中寻求建筑的“本源(ultimate source)”,使建筑设计有据可循的主张,对于反思现代主义漠视地域特征、过分强调现代技术的设计理念在当时具有重要的意义。而在当前我国的城市更新过程中,依然面临着地域特征丧失、城市面貌趋同的困境,重新审视类型学理论,从类型学角度重新解读当代城市化背景下的建筑设计,依然具有极强的实践启示意义。 1 建筑类型学的理论旨趣 “类型”起源于人们对世界的经验,以及从中得出的某种理性概念。与“类型”这一中文词汇字面意义不相一致的是,建筑类型学理论所侧重的并非是对建筑分门别类的划分与界定,而是试图探寻隐含在建筑表象之后的具有同质特征的模糊与不明确性,这种内在的“本源”统一保持了文化传统的连续性,又提供了建筑不断创新和变化的可能。 1.1 建筑类型学与城市旅游地理单元 根据法国学者德·昆西在《方法论百科全书》中对于类型学的定义,“类型”并不是某一建筑个体可以完全表述的;“类型”不同于“模型(Model)”,“模型”是能够被简单地用来完全复制和严格模仿的具体的形象,“类型”更多是对建筑深层结构中所蕴含的本质的描述,这种描述不是具象而精确的,而或多或少是模糊的。简言之,建筑类型学不是简单的分类,而是追寻建筑根源的理论。 按照意大利建筑师阿尔多·罗西为代表的新理性主义(Neo-Rational)理论,城市是历史动态发展的综合产物,历史的积淀形成了人们对于城市认知的“集体记忆”,这种记忆不是某一代或者某一时期人类意识所形成的,而是人类文明史的整体产物,同时它又是一种难以用语言具体表述的潜在意识,这种“集体记忆”影响着人们对生存环境的认知。所谓类型,更准确地说是既模糊、多样,同时又具有某种趋同性的“集体记忆”特性,是可以通过总结、抽象和归纳等方法提取出来的一种“原型(Archetype)”。这种原型不是一个确定的形式,而是一种形式的概略和纲要。类型学通过“原型”作为建筑设计的依据,以此来摆脱现代主义建筑脱离城市既有环境,一味倾心于新技术的利用和几何构图的创造。不难看出,罗西的建筑类型学理论是借助对欧洲古典建筑文化的总结和复兴,来解决现代主义对地域传统文化的忽视,对延续地域传统的多元化发展具有其重要的意义。 1.2 建筑“类型”的提取与细化 类型学的基本设计方法主要在两个层面进行: (1)“元”设计:“元”的概念来源于逻辑学中“元语言(metalanguage)”,在类型学中指对城市历史传统要素进行收集、分析、总结、归纳、综合和抽象,提取“类型”,它不是可以直接拿来复制和摹仿的样品,而是建筑历史沿革的“深层结构”。 (2)“对象设计”:与逻辑学中“对象语言(objective-language)”的含义类似,根据抽象出来的“原型”,结合具体场所、环境和特定的建筑设定进行重新解释和演绎。 这是建筑类型学理论的核心,近代建筑理论对于类型学的批判所针对的是“元”的提取范畴和“对象设计”的具体方法,而其本质——寻找建筑本源的立足点则是被普遍认同、毋庸置疑的。 1.3 建筑类型学的开放性 根据维德勒对类型学的界定,以罗西为代表的立足于意大利传统建筑形式的新理性主义被称为“第三类型学”,维德勒认为,第一种类型学崇尚对自然基本规律的模仿(即洛杰尔初始的类型学理论),第二种类型学将建筑等同于规模化生产的工业产品。罗西之后的西方建筑师如马里奥·博塔、阿尔瓦·阿尔托、斯蒂芬·霍尔等新地域主义(Neo-Regionalism)建筑师仍然鲜明地反对现代主义对地域特征的无视,主张建筑需要有据可依,但对于建筑“原型”的探索已不再仅仅局限于对传统建筑形式的抽象和提取,而是注入了更多对地域文化传统及城市空间“原型”的研究,从而很大程度地拓展了类型学研究的对象范畴,弥补了新理性主义理论研究的时代与地域局限性,使建筑类型学真正成为一个开放的体系。在这一理论框架下,任何建筑问题都可以从类型学角度进行审视,从而寻求更为理性的解决策略。 2 建筑“类型”的限制 通过对类型学定义的重新解读不难看出,以罗西为代表的新理性主义类型学理论是以欧洲特别是意大利悠久和丰富的城市文化为基础的,由于过分强调从欧洲古典建筑形式中提取“原型”,用最简单原始的几何图式来表达建筑的“类型”,因而限制了建筑新形式的创造。但类型学理论的核心——即城市环境之中的建筑设计需要从历史和传统中寻找“依据”的基本观点,对于当前国内的城市更新还是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借鉴意义的。 2.1 功能的意识性原则 中国当前的城市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