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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企业战略重组问题与对策 一、 中央企业战略重组的意义 中央企业是中国的主要国有企业，是保持国有企业对经济的影响和影响力的中坚力量。“十一五”时期, 是中央企业改革发展取得重大进展的5年。截止2010年底, 中央企业由最初的196家已整合为121家。这5年中央企业经济效益和整体实力大幅提升, 面对各种大事难事及复杂的内外部环境, 资源配置能力明显提高, 经济效益和整体实力大幅提升, 资产总额、营业收入、上交税金和税后净利润等主要经营指标实现了5年翻一番, 年均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率达到115%, 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由10家增加到30家。 “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指出:“推动优势企业实施强强联合、跨地区兼并重组, 提高产业集中度。推动自主品牌建设, 提升品牌价值和效应, 加快发展拥有国际知名品牌和核心竞争力的大型企业”。国资委“十二五”时期推进中央企业改革发展的主要目标是: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 深化企业改革, 优化资源配置, 围绕做强做优中央企业、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而要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央企业, 重组整合是重要途径。所谓中央企业重组, 是指国务院国资委依托其履行出资人职能监管的中央企业的资产, 主动适应外部环境变化, 综合运用产权的和市场的手段, 通过兼并、收购、剥离等方式, 实现中央企业的国有资本的流动、要素的再组合和资源的重新配置, 在适当收缩国有经济战线的前提下, 改善国有资产的配置结构, 使中央企业集中于关键领域, 提高中央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更有效地发挥作用。可见, 中央企业重组对于“十二五”期间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当前中央企业仍存在着企业数量还较多, 部分央企规模较小;行业分布不合理;部分业务交叉重叠, 内耗严重;治理结构不完善等问题。这些问题在中央企业战略重组过程中会产生诸多的不确定性, 比如:在重组中是强调规模第一还是竞争力优先;是重整合还是重并购;是增强主业还是拓展业务。这些不确定性都会对中央企业战略重组产生影响, 甚至会最终决定重组是否能顺利展开, 能否成功。因此, 本文拟从不确定性视角分析中央企业战略重组问题。 二、 社会经济组织 市场经济活动中充满了不确定性, 而组织存在的目的就是治理不确定性。威廉姆森 (1985) 认为, “社会经济组织中的核心问题, 其实就是如何面对、如何解决不确定性问题”。中央企业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力量, 面对国际竞争环境, 在战略重组过程中存在着大量不确定性问题。 1. 中央企业重组交易成本不确定性 在新制度经济学中, 企业之所以存在也是因为在市场与企业之间, 企业能够降低交易成本。科斯在其《企业的性质》一书中认为, 企业的性质就是为了节省交易费用而替代市场, 从而在企业与市场之间建起一座桥梁。科斯认为, “创建公司成为有利可图的主要原因似乎在于:存在着利用价格机制的成本。”这一成本可以归纳为: (a) 发现价格的成本; (b) 谈判和签订合同的成本。威廉姆森认为, 交易成本的存在取决于三个因素:受限制的理性思考、机会主义以及资产特殊性。央企重组的初衷也是节约交易费用, 优化资源配置。而现实中, 中央企业重组却存在着交易成本的不确定性。按照科斯和威廉姆森关于交易成本的观点, 中央企业重组交易成本不确定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 重组谈判签约成本不确定。中央企业都是大型国有企业, 大多是跨区域跨行业, 因而重组谈判涉及面广, 企业主体的谈判,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以及地方政府之间的协调都充满了不确定性。 (2) 央企重组中会存在大量机会主义, 导致交易成本不确定。我国国有企业的产生和发展有其特殊的政治经济背景, 我国中央企业往往是政府主观组建的, 甚至存在“拉郎配”现象, 因而资源配置不合理问题突出, 至今没有有效解决。正是这种出资人与管理人相分离的现象, 导致央企重组中会大量充斥机会主义。相关利益主体, 在重组中都会从自利角度考虑, 采取投机策略, 最终导致不确定性发生。 (3) 央企资产专用性导致交易成本不确定。梅纳德 (1999) 将不确定性与资产专用性、频率联系起来, 他认为专用性更高的资产会增加不确定性, 这是因为观察变得困难。中央企业的资产专用性高, 并存在大量沉淀成本, 因而退出壁垒高。因此, 高资产专用性使央企在重组过程中增加了交易成本的不确定性。 2. 央企重组的主要依据 在央企重组中, 尤其要重视规模经济问题, 企业规模并非越大, 市场力量就越大、竞争力越强。这主要是由于规模经济是有限度的。当产出超出一定规模时, 会出现平均成本上升的现象。即使在平均成本下降的产出区间, 由于市场规模和需求弹性的限制, 也并不是企业的规模越大市场力量就越强。在规模和价格之间存在一个平衡点, 在该点上企业的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