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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学术期刊的办学与退出机制 学术期刊退出机制的确定 学术期刊的创造机制主要指学术期刊的创建是在采用授权制还是登记制，最重要的内在逻辑是，选择登记制和登记制最重要的内在理论必须是政府对学术期刊语言控制的理解和评估。学术期刊的退出机制主要指学术期刊符合什么条件应该退出的问题, 现在主流的观点认为应该首先制定学术期刊的评价体系, 然后根据学术期刊评价结果判断学术期刊是否应该退出。但是, 对现存的学术期刊很难或者说不可能找到一套适合于所有领域学术期刊的评价指标体系。笔者试图从学术期刊话语权和学术期刊评价体系两个角度来论证学术期刊应该采用登记制, 对于学术期刊的退出应该制定明确的退出条件, 这个退出条件应该不是评价结果而是办刊的基本条件, 如人员配备、资金投入等。 1 有“条件”的言论自由 传媒话语表达牵涉广泛、复杂的社会主体关系与利益, 表达自由受到有条件限制的保护, 传媒应该承担同它的社会影响力相称的责任。这是传媒政策勾画传媒话语权空间的底色。传媒政策对传媒话语限制的合理性只有在民主价值体系中进行论证, 主权利益是对传媒表达限制的最有力的辩护理由, 而公众利益又是调整这种限制的补充理由。任何公民都可以思考现行法律的弊端、政府行为是否合法等问题, 并有权利发表自己思考的结果, 有权利以和平的方式说服他人同意自己的观点。但是, 如果这种思考超出思想的范围, 变成反对国家、破坏法律的“外在行为”, 国家则有权予以干涉。这些有“条件”的言论自由思想缘于一个基本事实, 即言论与行动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 言论有可能导致行动。意志是自由的, 但由于人在行使意志时有选择的自由, 他是自身行为结果的制造者, 因此, 他必须为自己的行为后果负责。传媒话语权受到政府管制的程度及合理性与话语权表达形式可能产生的实质性影响应该呈正相关关系, 大众传媒是功能极其显著的一种表达手段, 而学术期刊话语表达的直接影响非常有限。因此, 学术期刊的话语权应大于大众传媒的话语权, 或者说学术期刊的话语权受到政府管制的程度应远远低于大众传媒。学术期刊话语表达一般先传播到社会精英阶层, 很难直接传播到社会大众, 这是由学术期刊的专业性决定的, 因为学术期刊发表的学术论文需要严格的学术论证。学术期刊的话语表达要传播到社会大众, 一般需要通过大众传媒的通俗化解读或通过大众传媒对学者的采访与报道进行二次或多次传播。综上所述, 政策对传媒话语权的限制可以通过管制大众传媒的话语权来实现, 对学术期刊的话语权可以放松管制或者不进行管制。学术期刊拥有充分的话语权是实现学术言论自由, 实现真正的学术繁荣的内在需求, 尤其是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的话语表达自由能够实现真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能够为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提供坚实的学术理论基础。 2 研究方法上的不足 学术期刊的评价从结果上看主要存在两类:一类是将所有被评价的期刊进行分类, 如核心期刊与非核心期刊、刊源与非刊源等;另一类是给出所有被评价期刊的评价数据并不进行分类, 如各种年度引证报告等。将评价对象分类的评价方式主要以评价数据为依据, 有的评价主体同时参考同行专家的评价意见, 最后给出评价结果。这种评价方式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存在不少问题, 已经产生很多负面效应。在理论上, 国内学术界对期刊评价理论中引述最多的布拉德福定律这个最为原始的经典定律存在误解。事实上, 并不像人们常常引用的那样, 期刊都可以划分出核心区和相继各区, 而只是有可能划分出核心区和相继各区。恰如加拿大著名传播学家麦克卢汉所言, 对于传播媒介来说, “既没有核心, 也没有边缘”。期刊与期刊之间的关系如同这一块马赛克与那一块马赛克之间的关系一样, 它们共同砌成一面墙, 就是马赛克式的墙;它们共同铺成一条路, 就是马赛克式的路。对治学而言, 资料的收集是否全面、考订是否周详深入,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一个学者治学的严谨程度。将评价对象分类的评价方式在全文网络数据库出现以前是有现实需求的, 因为文献量太大, 每个学者很难占有所有的相关纸质文献。但是全文网络数据库出现以后, 只要使用合适的关键词进行搜索, 所有的相关文献很容易获得。即便是最先倡导区分核心期刊与非核心期刊的图书馆领域也逐渐以购买全文网络数据库为主, 订阅纸质期刊只是作为补充。在实践上, 将评价对象分类的评价方式首先是评价结果更新时间较长, 很难做到每年更新, 这样对非核心或非刊源等期刊的发展存在很大阻力, 因为评价结果应用到其他领域的功利性, 导致这类期刊稿源缺乏, 同时使核心或刊源等期刊的发展缺乏动力, 因为这类期刊可以坐享其成;其次是评价结果的公平、公正性缺乏理性支持与监督, 理性支持是指对本来不能区分核心期刊与非核心期刊、刊源与非刊源等学科领域进行强行区分, 这样对区分出来的非核心与非刊源等期刊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