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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立法思考 “使用贿赂”是刑法修正案（7）的一项新犯罪。刑法通过增设该罪名, 将国家工作人员的“身边人”如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关系密切人, 以及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及其近亲属、关系密切人全部纳入贿赂犯罪打击的范围, 这对严密贿赂犯罪的刑事法网、加大反腐力度大有意义。但值得注意的是, 自2009年2月28日刑法修正案 (七) 颁布实施至今5年多来, 各地法院判决的贪污贿赂案件逐年上升、但与之相关联的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判决却少之又少。据最高人民法院2014年工作报告披露的数据, 2013年全年全国各级法院审结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犯罪案件2.9万件、判处3.1万人, 同比上升9.3%和8.4%。1但笔者通过各地人民法院网站以及北大法宝、汇法网等网站进行搜索, 从2009年3月至2014年3月共计在网上能公开查找到的全国各地法院涉及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判决还不到50件, 这与贪污贿赂罪年均数万件的判决形成巨大反差2。 按通常理解, 国家工作人员贪污贿赂犯罪与国家工作人员“身边人”受贿犯罪存在正相关关系, 即:国家工作人员贪腐严重、国家工作人员“身边人”也必然贪腐严重, 国家工作人员贿赂犯罪判决增多、国家工作人员“身边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判决也应该随之增多。但各地法院涉及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判决数据却与这种“通常理解”不符。笔者认为其中原因在于法条缺陷以及我国贿赂犯罪刑事立法存在体系性疏漏与矛盾, 致使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条文在适法中存在严重困难。本文通过若干案例来讨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适法中存在的六大难题。 一、 国家工作人员是否构成利用影响力在刑法中的主体 按照《刑法》388条之一的规定,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主体是特殊主体, 包括五类人:1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2与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3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4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5与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从条文看,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主体范围似乎是明确的, 但其实不然。来看下述案例。 案例一:程某然接受请托人贿赂案。程某然与王某旭是战友、感情较深。二人转业后, 程某然在A市工商局任科长、王某旭在B县公安局任副局长。商人廖某因涉嫌诈骗被B县公安局抓获。廖某的家人找到程某然送上30万元现金, 希望程某然找王某旭说情。程某然找到王某旭, 谎称商人廖某是自己的亲戚希望能从轻发落。在王某旭的干预下, 案件未移送起诉。现有证据表明, 程某然并未将收钱的事告知王某旭, 王某旭也未收到过程某然的钱物。 问题:该案中程某然是否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因为程某然是现职的国家工作人员, 该案提出的实际问题是:现职的国家工作人员能否成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犯罪主体。如果现职国家工作人员只是单纯利用影响力受贿, 是构成受贿罪还是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如果严格按法条规定, 案例中的程某然不构成受贿罪。因为按刑法385条及388条的规定, 受贿罪只包括两种情形: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 为他人谋取利益的 (受贿) ;或者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 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 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 索取或收受请托人财物的 (斡旋受贿) 。也就是说,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或“利用本人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是成立受贿罪的必要条件。案例中的程某然既没有利用本人职务上的便利, 也没有利用本人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他之所以能让身为公安局副局长的王某旭为请托人办事, 完全是基于多年的战友情面。 虽然程某然的行为实质是利用影响力受贿, 但如果就此认定程某然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似乎在逻辑上也难以自洽。 首先, 按我国刑法受贿犯罪的立法思路, 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构成受贿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要么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刑法163条) 、要么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刑法388条之一) 。如果国家工作人员受贿也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则会造成体系上的混乱。其次, 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条文规定看, 该罪的主体也不应包括现职国家工作人员。因为该罪的立法目的是为了规制与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能够对国家工作人员形成实质影响、但又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人受贿犯罪问题, 而且条文中将“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单列为一类主体与其他四类主体并列, 从逻辑上看, 其他四类主体也应该和“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一样不具有现职国家工作人员身份;再次,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法定刑比受贿罪的法定刑要轻得多。如果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贿赂、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可以按法定刑较轻的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定罪处罚, 则有罪刑失衡、罚不当罪之虞;最后, 如果现职国家工作人员受贿也可以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则对其实施贿赂的行贿人将无法定罪打击。因为我国刑法并未将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对应的行贿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