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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湖地区苯教密集区的早期杜耐 关于阿拉伯民族的起源，有许多关于19世纪的文献。然而，它大多是关于伏藏文学和后代的作品，以及藏语创作的年龄没有确定，因此其可靠性受到质疑。可青海湖地区的塞康文化却是吐蕃苯教一脉相承的延续,是吐蕃苯教的活化石。但是,学术界对此从未进行过研究,成为苯教研究中的一个空白。在1996年对热贡苯教进行的调查的基础上,笔者为在印第安那召开的第八届国际藏学会撰写过题为《青海湖地区的本教密士》Bonpo Tantrics in Kokonor Area)的论文,对青海湖地区的苯教密宗士及其塞康进行了初步的探讨。本文在原有的基础上,试图更进一步地将其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进行了研究,希望能引起同行对此的兴趣和进一步的讨论。 塞康在卫藏的起源及其在安多的初传 根据藏文文献记载,在古代象雄和吐蕃,曾经有过各种原始苯教,如赞苯和魔苯等,而后才出现了以辛绕米沃为创始人的雍仲苯教,由于这些原始苯教活动的需要,最初的苯教徒聚集活动的地方一杜耐(vdu-gnas)便应运而生了。虽然由于年代久远,对于最初的杜耐是什么样,已经很难说清楚了,但是从文献记载来看,它是苯教徒聚集并进行宗教活动的固定场所,这是可以肯定的。从传统的藏文文献来看,大规模修建苯教杜耐是从吐蕃雅隆王朝第二代赞普木赤赞普开始的,根据《嘉言库》等记载,木赤赞普从象雄邀请了一百零八位苯教大学问家,并在卫藏地区创建了三十七座苯教杜耐,还详细地罗列了这些杜耐的具体地点及其名称。14世纪的著名苯教史学家芭·丹杰桑布虽然使用了“耐代”(gnas-sde)这个词来代替杜耐,但其所表现的内容是一样的。根据他的记载,耐代出现在吐蕃雅隆王朝“水上八戴”(chu-la-ldebrgyad)时期,比上述木赤赞普要晚几代人。由于这些事件发生年代的久远和记载这些事件的文献出现较晚,我们无法很确切地了解当时的实际情况,但是根据上述以及类似的文献记载,当时的耐代或者杜耐可以断定是一种苯教徒聚集进行宗教活动的固定场所。因为有关文献没有提供任何相关建筑物的描述,我们尚不知道当时的杜耐仅仅是个固定的地点呢还是一个建筑,但根据文献的描述来看,很可能是一个供苯教徒聚集活动的建筑物,否则,就没有必要去“创建”它们了。除了这些杜耐以外,有些文献还记载了同时期的“二十四圣地”、“八墓地”和“清净九处”等苯教胜地,以及在这些胜地曾经活动过的苯教大师们。因此,我们可以相信,所谓的杜耐极有可能是藏族历史上第一个有文字记载的宗教建筑群,也是象雄的苯教传到吐蕃后建成的第一类苯教活动场所。在这些场所里,象雄和吐蕃的苯教师们开始了他们在吐蕃的传教生涯和引发了苯教在吐蕃的发展壮大。 第一批苯教活动场所建成以后,吐蕃的苯教迅速遍布卫藏各地,我们可以从苯教传统文献中知道许多在这一时期非常活跃的苯教师的名字。然后在吐蕃王室的大力扶持下,更加规范的苯教活动场所——塞康(gsas-khang)开始出现了。虽然根据苯教传统文献,塞康这个建筑早在象雄时期就已经存在,但在吐蕃,最初大量开始兴建的是杜耐,而后才出现塞康。塞(gsas)是象雄文,是神的意思,康(khang)是藏文,是殿堂之义,加在一起就是神殿。这个词汇在有些传统文献中又作为塞喀尔(gsas-mkhar)出现,卡尔(mkhar)是城堡之义,也指神居住的地方。虽然,塞喀尔还有不同的内涵并且在此后的历史中又被赋予了新的含义,但是用它指吐蕃时期的苯教神殿时它的含义与塞康是一样的,同样是指苯教徒的活动场所。但是,杜耐和塞康的区别是,前者纯粹是苯教徒聚集的宗教活动场所,而后者是以供神为主同时进行宗教活动的地方。从青海湖地区保存至今的塞康建筑及其功能来看,塞康以供神为主要功能的认识是可以坐实的。从南喀诺布教授对历代吐蕃赞普及其古辛(sku-gshen)和他们修建的塞康的统计和苯教史籍的记载来看,从聂赤赞普开始,几乎每一位赞普都修建了一座苯教塞康。吐蕃王室的大力扶持使苯教在吐蕃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苯教活动场所也从杜耐发展为塞康。虽然我们尚无翔实的史料叙述这种发展的过程,但是在苯教史上关于苯教从象雄到吐蕃的传播、木赤赞普苦修苯教密宗而得道,赞普从象雄邀请古辛和王室修建塞康等的记载,可以看出杜耐的修建仅仅是一种过渡,这种过渡是象雄的苯教在吐蕃立足以后的一种深层发展的结果,因为杜耐仅仅是象雄的苯教刚刚传到吐蕃时的第一批固定的活动场所,当苯教得到深层发展以后,仅仅几个简陋的活动场所远远满足不了发展的要求,他们需要举行各种宗教仪式来满足人们不断高涨的宗教需求,而偶像崇拜是古代苯教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因而,供奉神像成为举行仪式时必须具备的条件之一,这样,供有神像的苯教活动场所——塞康就应运而生了。塞康的出现有可能延续了古象雄的传统,但更重要的是顺应了历史的发展,将苯教在吐蕃的发展推向了更高的层面。每一个赞普修建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