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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蕴书人的老旧房与老君的老 比王国维更聪明、更简单，陈毅无疑是一个成熟的时代。以少年作喻, 是意指其因自由思想和独立人格而产生的精神活力, 青春常驻;以老成类比, 是形容其行事处世和著述论说的深思熟虑, 从容有致。然而, 陈寅恪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代宗师, 却又不在于他的少年老成, 而在于他在骨子里并非是个钱锺书式的聪明人, 而是个十十足足的痴人。游学欧美数国数年, 不曾到手任何学位, 更不用说拿到什么学术头衔, 但他带回来一肚子的真才实学, 满脑子的真知灼见。此为一痴。毕生教书写作, 矢志不移;既不在乎被人誉为“教授的教授”, 也不在乎能否在京城身居高位;郭沫若求之不得的荣耀, 钱锺书悄然领受的恩典, 陈寅恪掷地有声地断然拒绝, 宁可默默无闻地偏隅一方, 做个终身教书匠。此为二痴。虽然学富五车, 才高八斗, 环视天下, 无人可及, 却既不自矜, 也不油滑, 依然像个初涉人世的纯情少年一般, 可以被《再生缘》感动得如痴如醉。此为三痴。一生疾病缠身, 晚年双目失明, 却不知养生保健, 不懂清静安逸, 呕心沥血, 拼着老命为明末一介风尘女子谱写生平, 完成一部八十万字的《柳如是别传》。此为四痴。 世人提及陈寅恪, 大都着迷其深奥的学问, 或者羡慕其显赫的家世, 鲜有阅读其痴迷本性者。殊不知, 正因为是个痴人, 陈寅恪才会读懂王国维的自沉, 读懂王国维的文化意蕴;也正因为是个痴人, 陈寅恪才具有一般学人很少具备的洞察和识见。事实上, 陈寅恪的家世, 与其说显赫, 不如说命运多舛;祖父因为执着于改良而被革职, 父亲由于家国外侮益重、痛恨自己老迈无力御敌而自绝身亡。如此多灾多难, 虽然及不上《红楼梦》作者的曹氏家族那么大起大落, 但也足以让陈寅恪刻骨铭心。祖父陈宝箴留下的刻有曾国藩印记的精神遗产, 深深影响到陈寅恪, 以致其坦承:“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 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 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父亲陈三立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气节, 造就出陈寅恪一副“富贵不能淫, 威武不能屈”的刚直人格, 甚至在其《柳如是别传》的女主人公身上, 都可以看到如此一派风骨的隐隐折射。 如此一个出俗之人, 自有一番不俗之见。这可能是在俗世间游刃有余的钱锺书所难以企及的。但是, 钱锺书在诗学上之于陈寅恪的微词, 却又是不得不认真对待的。当钱锺书在一个国际学术会议上公开说出这么一番话时, 倘若陈寅恪于黄泉之下有知, 可能会微微一震。 譬如解放前有位大学者在讨论白居易《长恨歌》时, 花费博学与细心来解答“杨贵妃入宫时是否处女?”的问题——一个比“济慈喝什么稀饭?”“普希金抽不抽烟”等西方研究的话柄更无谓的问题。今天很难设想这一类问题的解答再会被认为是严肃的文学研究。 虽然杨贵妃入宫时是否处女的细节, 关涉到唐明皇是否夺媳为妃, 进而关涉到李唐王朝的道德风气和胡夷习俗研究, 但这毕竟是个历史学课题。陈寅恪将这么一个史学课题置入其《元白诗笺证稿》细加讨论, 确实有以史入诗之嫌。因此, 钱锺书的下述议论, 无疑更加振振有词: “诗史”的看法是个一偏之见。诗是有血有肉的活东西, 史诚然是诗的骨干, 然而假如单凭内容是否在史书上信而有徵这一点来判断诗歌的价值, 那就仿佛要从爱克司光透视里来鉴定图画家和雕刻家所选择的人体美了。……历史考据只扣住表面的迹象, 这正是它的克己的美德, 要不然它就丧失了谨严, 算不得考据, 或者变成不安本分、遇事生风的考据, 所谓穿凿附会。考据只断定己然, 而艺术可以想象当然和测度所以然。 鉴于钱锺书的微词, 有关陈寅恪在诗学理念上的论说, 不得不回到陈氏本人的坦诚上:咸丰同治之世, 湘乡南皮之间。这与其说是对同治中兴的缅怀, 对曾国藩功业的敬重, 不如说是陈氏有关自己思想渊源的夫子自道。早年陈寅恪, 胸怀经世之学, 心有河汾之志, 颇有效法隋末王通之意, 别开一番修齐治平的兼济人生。如此志向, 不可能在其诗学阐说上“羚羊挂角, 无迹可寻”, 而很容易认同文章乃经国之业的道统原则。也正是这样的认同, 致使陈寅恪的诗学观念与其对中国文化不重美学的深刻洞察, 发生严重冲突。陈氏一方面看出, “支那民族素乏幽眇之思”, 一方面又将忧国忧民的儒家诗人杜甫, 奉为诗林至尊, “少陵为中国第一等诗人”。这与王国维之于李后主的推崇, 实在是迥异其趣。 比之懵懂处世的王国维, 陈寅恪的遗世独立却有着过人的清醒。倘若置身明末清初, 陈寅恪完全可能成为又一个顾炎武;倘若恰逢商周之交, 陈寅恪不是追随箕子远走高飞, 就是如同伯夷叔齐那样不食周粟了结余生。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余英时教授, 将这等人物称做文化遗民。余教授没能说明白的是, 遗弃其实是互置的;既可以说被遗弃, 也可以说是主动遗弃了不愿认同的王朝, 遗弃了荒唐的时代, 遗弃了沉沦的历史。余教授还没有看清楚的是, 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