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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董仲舒思想浅析 秦国强调自己的力量，奖励农业战争，打败六国，统一世界。秦始皇认为这是实力加强的结果,并非天命所赐予。因此,秦始皇不信天命,只相信自己的实力。但是,秦国很快就被人民起义所推翻,给人的印象是,秦不相信天命,所以很快灭亡。于是天命论又有了市场。汉代思想家总结秦亡教训时,先说秦用酷刑残暴地统治人民,再说这是反天命的,因为天立君以为民,天与民是高度统一的。再树天命的权威,已经成了时代的需要。这时有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应运而生。这就是董仲舒。 董仲舒深入研究社会现实,得出一些政治见解。如果他就是这样说出来,很难使人相信,也不会有多大的影响。他把这些政见与天命相联系,那就不同了,因为天命的权威会帮他扩大影响。天命论在先秦受到批判以后,已经失去市场,需要加以改造,方可利用,董仲舒的思想理路就是这样展开的。董仲舒首先研究阴阳五行,讲阴阳平衡,阴盛阳衰与阳盛阴衰各有什么毛病。研究五行之间存在什么样的相互关系,他第一次提出“五行比相生而间相胜”的理论。他对五行的排列顺序作了调整,以木、火、土、金、水为序。关系是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这样循环相生。这就是“比相生”。五行相生的说法不见于先秦的典籍。崔述认为是刘向刘歆父子首先提出的,实际上应该是董仲舒发明的。另一关系是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这样循环相克。这就是“间相胜”。相克就是相胜。五行相胜,崔述认为是战国时代的邹衍发明的。我以为,既然春秋时期的《孙子兵法·虚实篇》已经有“五行无常胜”的说法,战国早期的墨子也有同类的思想。五行相胜的思想要早于“五行无常胜”的思想。五行相胜的思想在孙武之前就已经存在,而他们又都早于邹衍,怎么能说是邹衍所发明的呢?邹衍只是把五行相胜的道理运用于解释历史上朝代更替的现象。董仲舒认为五行生克是自然的,也就是天意。然后,他用这一套理论来解释自然现象,解释政治问题,解释政权结构。这样说比较抽象,举例一说就清楚了。下雨多,那就是阴盛阳衰,为什么?因为水是阴。旱灾时,董仲舒就认为是阳盛阴衰,旱就是水少,阴弱。五行与四季也对应,木对应春,火对应夏,金对应秋,水对应冬。土与哪一季也不好对应,《吕氏春秋》把“土”挂在“季夏”后面。而在《淮南子·时则篇》中,“土”占据整个“季夏”。而董仲舒讲五行时特别强调“土”的地位,认为:“土者,五行之主也。”“五行莫贵于土”。与“土”相联系的宫声、甘味、黄色也都升了级。“五声莫贵于宫,五味莫美于甘,五色莫贵于黄”。按五运说,夏朝为木运,商朝为金运,金克木,所以商代夏。周朝为火运,火克金,因此周代商。秦朝承水运,水克火,所以能代周。这样推论下来,汉代秦,应该是土克水。结论是汉代承了土运。突出土,实际上就是为了突出汉代。汉代人突出汉代,是可以理解的。这是王充在《论衡》中所讲的“宣汉”。“宣汉”两字,被冯友兰用来与“过秦”相配,作为他的代表作《中国哲学史新编》绪论的两个小标题,是有深意的。在中国历史上,各朝都指责前朝的过错,宣扬本朝的功德,为本朝的成立造舆论。董仲舒突出汉代,强调土运,大概也与此有关。董仲舒还用五行生克的思想来解释政治问题,例如说,在春天,“木用事,则行柔惠,挺群禁”(《春秋繁露·治乱五行》)。春天,木德主管事情,要实行温柔的政策,对人民乃至万物都要施以恩惠,严格禁止各种破坏性的行为,例如上山砍树,入水捕鱼,捣鸟蛋等。当然更不能杀人,以防碍春耕。春天该做什么事,要根据天意。董仲舒认为这就是天意。如果违背这种天意,就是失政。失政就会导致天灾。他说:“夏失政则冬不冻冰,五谷不藏,大寒不解。”(《春秋繁露·五行五事》)夏天如果违背天意,或者冬不寒,或者冬寒不退,都是灾害。另外,五行的生克关系,董仲舒用来说明政权机构中各职能部门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例如,木是司农,金是司徒,司农不轨,司徒诛之,这叫金胜木,或称“金克木”。火是司马,执法者是水,司马犯法,执法者诛之,这叫“水胜火”。土是君之官,木是农,农就是人民,“君大奢侈过度失礼,民叛矣。其民叛,其君穷矣,故曰木胜土”(《春秋繁露·五行相胜》)。五行相胜,政权机构中各职能部门之间相互制约,董仲舒将此二者相比附。虽然比较牵强,道理却是正确的。权力应该相互制约。各官僚之间权力要相互制约,皇帝的权力也要受到制约。这是董仲舒向皇帝提出的劝告,借助于五行相克的道理。如果没有五行相克的道理,只是董仲舒的个人意见,那么,汉武帝可能就不会太在意。后代的帝王也就不会那么重视。这应该说就是董仲舒为什么搞神秘主义的原因。 汉代思想家把宇宙间一切事物都纳入一种以五行为框架的体系,又把政治、情绪、语言等也都附会到五行上去。这样一来,上述各种灾害,都可以通过皇帝的纠正行为来消除。例如,如果王者对于臣僚没有礼貌,不尊敬,那么,就会产生“夏多暴风”。只要皇帝改变态度,对臣僚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