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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律学角度谈《幽兰谱》的乐音声调 唐人误编的《月石调玉兰》（以下简称《玉兰谱》）是中国最早的钢琴谱。由于此谱是一篇如何演奏《幽兰》这首琴曲的详细文字记录,故后世人又称之为文字谱。这种文字谱,至今只见《幽兰谱》一首.又因其存在的年代较久远,所以它是我国古代音乐史研究中一份极其珍贵的资料。 《幽兰谱》的手抄原件现在珍藏在日本京都西贺茂神光院中。我国考据家杨守敬(1839—1914)于光绪六至十年间(1880—1884)访日时发现了这份古老的琴谱,将其影摹后带回中国,于光绪十年(1844)收入《古逸丛书》出版。至1914年,由杨宗稷将此文字谱译成减字谱。六十年代初,音乐出版社出版的《古琴曲集》第一集中,又发表了管平湖、姚丙炎、徐立荪、吴振平四位琴家对此谱进行翻译的减字谱和五线谱。由于琴家们的“打谱”,往往只集中于一研究古谱的演奏手法,音乐理论家们又没有向琴家们提供正确的译谱理论根据,因此,当琴家们在遇到对原文字谱不能进行解释的地方,就不得不采取删改的办法;如现在所见的种种译谱,原谱中的“半寸许”、“少许”、“两豆许”、“豆许”等音位标记,都被统统删去不译;原谱中各弦的第三、六、八、十一、十二徽按音音位,也都被统统修改成与之不同的音位。这样,原谱所要体现的许多乐音,单在音高上就被曲解了;现有的种种“打谱”、译谱,也就未能保持原谱本来的面貌。 每一首曲,儿乎都是由乐音来体现的,除了在表演上的强弱之外,乐音的音高和节奏,便是两个最基本的曲调构成要素;因此,我们如果真正要把《幽兰谱》准确地翻译出来,就应该首先对文字谱所体现的乐音音高,从律学上加以考察;对于文字谱中有关音高方面的记录,如有解释不通的地方,非但不能轻易删改,反倒应该研究一下不能解释的原因,这才是尊重古谱遗产应取的态度。 本文试图从律学的角度,对《幽兰谱》的乐音音高作初步的探索,从而说明以往对《幽兰谱》所示音位的删改,是一种不妥的古谱翻译方法。 一、 由五声音定弦而作的泛音 最早从律学的角度对《幽兰谱》加以考察的学者,是我国著名的音乐史家杨荫浏先生。他在1944年脱稿,后于1952年出版的《中国音乐史纲》一书中专设了“隋前古琴纯律”一节,其依据便是琴曲《碣石调·幽兰》文字谱。他说:“琴谱古本中有《碣石调·幽兰》,是手写本。《经籍访古志》说:‘审是唐人真迹。’传谱者丘公,字明(494—590):……从他的调谱中间,可以看出,七弦十三徽上,都用泛音。泛音和弦长的比例有关,不能自由移位”。“在古琴的七弦十三徽上,都用泛音,则在所能发的泛音之中,实已包含着完全的纯律音阶”。“换句话说,在三分律音阶七音中,只要换进了弦长比值中间含有五分之四,四十五分之三十二,与十五分之八等因数的角,变徵与变宫三音,便可成为纯律”“由此可见,古琴上远在隋前,实早已备具了,并且,引用了纯律的七音。纯律七音之被应用,虽与三分损益律同时在同器上之被应用,不无矛盾之处;然纯律之产生,实为我国音律史上的一件重要事实,不应加以忽视”。杨先生在1964年出版和1981年再行修订出版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一书中又说:“从古琴曲《碣石调·幽兰》中泛音的弹奏方法,可以看出,在公元第六世纪以前,纯律音阶也已在古琴上得到正式的应用。古琴上有十三个徽位。在用五声音阶定弦而十三个徽位上的泛音都用到的时候,则各弦第三、第六、第八、第十一徽位上,都适于发出合乎比本弦空弦散音的纯律第三度高两个八度的泛音来。在《碣石调·幽兰》谱中,十三个徽位上的泛音都用到。这就证明它是肯定了纯律音阶”。杨先生的这些论断,曾被后来的学者一再重复。如张世彬在1975年出版的《中国音乐史论述稿》一书中说:“琴上按音音位,其音阶之根据无疑是简律(即三分律——引者注)”。“自从琴上有了十三徽,而且琴曲中用及泛音的旋律,便即是有纯律音阶供实用”。“在一乐器上兼用简律与纯律两种音阶,这是古琴音乐的特色”。 杨先生从古琴这一乐器的构造上具备合乎纯律的泛音徽位出发,又具体联系到琴曲《碣石调·幽兰》对于泛音的应用,从而认为此曲有使用纯律音阶的可能,这从方向上来说,笔者认为是正确的:杨先生的研究为我们认识这首琴曲的音律打下了基础。然而,杨先生的理论现在看来还不够完善,需要再作进一步的论证。 杨先生仅从《幽兰谱》中“十三个徽位上的泛音都用到”来肯定其“包含着完全的纯律音阶”,这在理论上经不起推敲。因为: (1)《幽兰谱》中除了采用泛音演奏之外,还有占主要篇幅的大量徽位按音和徽间音,作为全曲局部的泛音,不可能代表全曲整体的音律; (2)《幽兰谱》中的泛音,并不全在一条弦的十三个徽位上发出,而分布在七条弦上;若七条弦的散音不构成纯律五声音阶,则各弦上的泛音亦不能构成完全的纯律音阶。杨先生虽然列表在三分律定弦的古琴上找出了合乎纯律音阶的诸音,但《幽兰谱》并非限于杨先生找出的这些“三分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