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太史公传》以礼说《春秋》辨.docxVIP

《史记太史公传》以礼说《春秋》辨 董仲舒是西汉春秋时期的一位羊大师。司马迁告诉董仲舒。拙文仅就司马迁和董仲舒二人思想的承续及区别,谈点不成熟的看法,以就正于方家。 关于《春秋》的思想 清代经学家皮锡瑞,在《经学通论》四《春秋》的《论董子之学最醇,微言大义存于董子之书,不必惊为非常异义》一节,引述《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回答壶遂提出的“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这一问题时的内容后,评论说:“案太史公述所闻于董生者。微言大义,兼而有之。以礼说《春秋》,尤为人所未发。”并且说“董子所谓礼义之大宗,汉时已以为迂而不之用矣”。 为了辨析“以礼说《春秋》”究竟为谁所发,不得不将这一大段话,依皮锡瑞所引的范围,并根据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长篇引录如下: 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旨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从引文的标点来看,司马迁讲他听到董仲舒谈《春秋》的话,只是从“周道衰废”到“以达王事”这两整句。说的是孔子作《春秋》的社会背景和所要达到的目的。往下除引孔子自己讲所作《春秋》是表达思想的一种特殊方式的言词之外,从“夫《春秋》”起,至“礼义之大宗”直到末尾,乃是司马迁自己的议论了。司马迁也可能是受了董仲舒的某些影响才说出这篇话的,但从内容上看只能确定是司马迁自己说的,而皮锡瑞则把这些文字全部当作只是司马迁所闻于“董生”的话一直贯下来,都把它归在董仲舒的名下,这样,在回答壶遂孔子为什么要作《春秋》的时候,司马迁丝毫没有表述出自己的主观意见。“以礼说《春秋》”,也就是发于董仲舒了。很显然,对古代文献的认识和点断不同,产生了关于这些文献所包含的思想内容的归属上的歧异。应该说,在这点上,皮锡瑞的认识是错了,而只有顾颉刚先生的点断才是恰当的。 其实,这不仅仅是一个对古代文献点断、认识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涉及如何区别司马迁和董仲舒对《春秋》看法上的分歧。、 董仲舒《春秋》公羊学思想体系的特征,是天人感应与阴阳五行学说的结合。这一特征,贯穿于董仲舒思想的各个方面,他对《春秋》的看法也不例外。《贤良策》中,董仲舒直接言及对《春秋》认识的有八处,可以为证。 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 臣谨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为也,正者,王之所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为,而下以正其所为,正王道之端云尔。然则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天道之大者在阴阳。 臣谨案《春秋》谓一元之意,一者万物之所从始也,元者辞之所谓大也,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贵者始。(以上《对策一》) 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系万事,见素王之文焉。 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应天也。(以上《对策二》) 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质诸人情。参之于古,考之于今。故《春秋》之所讥,灾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恶,怪异之所施也。书邦家之过,兼灾异之变,以此见人之所为,其美恶之极,乃与天地流通而往来相应,此亦言天之一端也。 故《春秋》变古则讥之。天令之谓命,命非圣人不行……是故王者上谨于承天意,以顺命也……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以上《对策三》)“顺命”等文字,是董仲舒对《春秋》“揆天”、这里的“天心”、“承天”、“应天”、的更为确切的代表性看法。与他在《春秋繁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