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有弦乐器并没有证成丝弦商代的弦乐器及木制乐器.docxVIP

商人有弦乐器并没有证成丝弦商代的弦乐器及木制乐器 一、 信号材料指纹图2 这一章讨论了商人在弦乐和木制乐器上的可能性。由于在商代遗址中没有发现这些乐器,我的研究主要还是通过甲骨卜辞作一些推论。 琴,一种无品位的齐特琴类乐器,通常有七弦,瑟,在二十五根弦下各有一个可移动的码子,是周代早期典籍中提到的仅有的两种弦乐器,人们相信它们在商代以前就已存在①1。 还有两种齐特琴类乐器,一是与瑟相似但弦数少的筝,一是用竹棍击弦的筑,在东周时代流行;这两种乐器一般认为比琴或瑟的产生和发展要晚一些②2。然而,考古资料表明,在周代的齐特类乐器比典籍中提到的要多③3。可能有一些在周代未见记载的齐特类乐器商代就有。 没有人能确切地指出哪一个象形文字能代表商代弦乐器④4。有一种观点认为甲骨文(乐yue)是在木之上有两股拧结在一起的丝。因此是由“丝弦”和“木”组成,表示“乐”或者“弦乐器”。这是一种重要的解释,如果此论属实,则说明商代有弦乐器。 由于缺乏资料,所以很难证实商人是否拥有弦乐器。在本章里,我打算对以前被忽略的甲骨卜辞和甲骨文中或许涉及弦乐器的资料进行探讨,所有我对甲骨文和甲骨卜辞的释解只是一种假说。 有许多甲骨文中涉及“”这个词根或部首(岛邦男:殷墟卜辞综类:471—473),传统的诠释为一根拧结在一起的丝弦,其两端部均有结。这个词根可写作“”或“”,即把一个或两个结节省略掉。这或许表明这个字符只表示两股线(麻纤维或其他植物纤维),或拧在一起的肠衣。的确,不是所有涉及这个词根必须与丝线相关,但事实上在商代,这个词根在语义学上的功能,典籍中传统的释解就是“丝——线”。这表明商人是了解丝这种物质的,商代青铜器上有蚕的形象(杜迺松:青铜器小辞典1980:94)。在商墓中所见,玉制的蚕为流行的艺术品(《文物》1972.11:3)。近来一些出土的商代青铜器发现有织物状的东西缠裹,实验室报告表明这些材料是真正的丝(《文物》1979.6:46—48;《考古》1972.1:13). 即使上面所讲的词根不能证实其意思是“丝弦”,但显而易见它所描绘的应是某种绞在一起的弦。为了证明商代有弦乐器而去断言商人有丝弦并不重要,因为用作弦乐器的弦可以是多种材料。在下面的讨论中,为了避免错误的结论,在涉及到这个字符时我们将用“弦”这个字眼。 二、 “音乐音说” 晚周时此字形的意思是“乐(yue)”和“使快乐”,《说文》亦释为乐(yue),指一面大鼓()和一些小鼓()按在一个架子上(—《说文》卷六、1:54).这个形状和解释是不可靠的。近百年来,在许多周代的青铜器上发现刻有,也写作,省去了“”,或写作,加了水的部首(),但意思未变(Rong 1959:316)⑤5。我们知道这些不同的变体其意思是相同的,因为在铭文中它们的意思就是“使快乐”。青铜器上这些字形清楚地表明其上半部分不是刻画的鼓,相反,它是指两股纽结在一起的丝线。尽管古代音乐中鼓是重要的,但假如“音乐”只能由鼓作为代表,是不可信的。事实上“”在字形中间仅仅出现在晚周的青铜器上(将其作为一面鼓来考虑),而在商或周代早期的字形中却不见。字形下半部分的“”也并不代表一个真的架子,语义学上基本的阐释为木制品。罗振玉是第一个在1940年指出甲骨文“从丝附木上,琴瑟之象也”的学者。(李孝定:甲骨文集释第2003页)。这种合理的解释为多数学者所接受(周法高:金文诂林zhou 1975:3773). ,没有刻画任何弦乐器真实的形状,然而,一些学者却仍然从《说文》和其他释解中造成误解。例如,在1937年,H.E.吉布森写道,“这个商代象形文字代表一根叉木,上面悬挂着钟,因而是一件乐器。”对后来此字的变体形式中有“”,他说那应是一面鼓(吉布森·1937:14)。伯恩哈特·卡尔格雷也持“”为木架说。他讲道,“字形表明,在一个木架上有不确定的某种乐器(钟?细丝=弦?)”(卡尔格雷1957:第1125页)。这种观点在1969年受到弗里茨·A·库特纳的严肃批评。他讲“这是将国际语言学家们对音乐学问题的判断引入歧途”,并“造成原始音乐研究的混乱”的一个例证。然而,库特纳的解释导致误入歧途的可能性更大,他认为这个古代字形代表“一个人在敲击一面鼓,或者一面水锅状的鼓和两根敲鼓棒”(库特纳1969:13)。他可能是错误地将“”当作一个人的形象。日本学者水原渭江,也错误地认为这个象形字应代表琴和瑟的原型⑥6。 我认为,罗振玉的解释是最可接受的。我可以提出更多的证据来支持他的关于字形表明为两根弦和词根木的解释。从传统的观点来看,周人用“丝和木”意指“齐特琴”。例如《国语·周语下》中用“之丝木”表示产生音乐,实际上,古代和现代中国总是以“丝竹”来表示音乐。在我看来。“聲”“音”“樂”这些字形结构给人以启示,字形“”(声)含有“”(磬)和一只耳朵();字形“